《自然》社論：解決世界糧食問題仍賴科技進步

　　7月29日出版的《自然》雜志刊登社論——《如何喂養一個饑餓的世界》（How to feed a hungry world），文章稱，要在2050年實現為地球上所有人口提供足夠的糧食這么一個目標，應該不難。但是要在合理的成本內達成這個目標，就要看我們的研究進展如何了——從高科技含量的種子到低技術的農業實踐，無不關鍵。以下為文章主要內容：

　　預計到2050年，全球人口將從現在的68億增長到91億。一些人開始如馬爾薩斯般的杞人憂天了——我們如何養活這些額外的人口？1961年全球人口為30億，到2007年已經翻了一番還多，但糧食產量尚能跟得上人口增長的步伐——而且目前的預測顯示這種情況仍將持續下去。

　　現在我們需要的是一場綠色變革——英國皇家學會將其描述為“全球農業的可持續集約化”。這種變革需要我們對農業研究重心進行一次大規模的重新調整。目前我們急需新的農作物品種——具有高產低耗、節省種植成本的特點，或者改良農作物使其能更好地抗旱、抗澇、抗蟲害。

　　同樣重要的還有像植物輪作、小農場的動植物共養、土地管理和減少浪費這樣無需高科技含量的基礎研究。

　　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使用現代技術和實踐手段在生產力方面實現可持續性的提高。不過投入資金是個問題：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估計，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產業鏈的投資需翻一番——達到每年830億美元的水平，才能應對2050年的挑戰。其中大部分需用于從生產到儲存、加工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那些最貧困和資源最貧乏的國家，同時也是世界人口最集中、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特別需要農業研究給予技術支持。更重要的是，對農業耕種進行技術上的徹底改造需要來自各個方面的配合——不只是生物學家、農業專家和農民，生態學家，決策者和社會學專家也要參與其中。

　　值得贊揚的是，全球的農業科學家正積極采納各方建議和觀點。在今年三月法國蒙彼利埃召開的首屆全球農業研究發展會議上，各個領域的科學家聚集商量如何進行農業研究結構調整，向貧困國家的農民提供幫助。但計劃的奏效仍需決策者和投資者給予大量的支持。

　　上個世紀70年代，公共農業研究的開支增長曾達到峰值，在那之后，就逐漸下降。時至今日，發達國家的投入基本上呈扁平形勢，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國家，公共農業研究的投入實際上在不斷下降，而那里的糧食需求卻很大。

　　私營公司的研究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過去，農業生物技術公司多半將目光放在發達國家的農業市場上，發達國家的所有農業研究有一半以上都屬于私營公司。不過最近，私營公司開始積極參與到公私合作當中，為貧困國家的農業發展提供幫助。此舉讓人想起，十多年前醫藥公司也是與政府合作來應對類似的市場困境，積極開發新藥用于那些不被關注疾病的治療。同樣，我們應該對此表示歡迎，并將其推廣。

　　與傳統種植技術比較，轉基因作物在可持續農業發展手段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轉基因作物并非解決全球糧食問題的萬能藥，盡管其支持者不這么認為。實際上，第一代轉基因作物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并非是為了解決貧困國家的問題。夸大其作用只會讓公眾對轉基因生物更加不信任，他們會覺得這么說其實是在吹噓，目的是為了將農業私有化和壟斷，看中的是它能帶來的利益。

　　科學技術本身也并非解決糧食問題的靈丹妙藥。貧窮，而非糧食生產量的不足，才是問題的根源。目前全球糧食有足夠的供應，但大約10億人仍在挨餓，因為他們根本買不起糧食。2008年的糧食危機，導致1億人挨餓，主要原因不是糧食短缺，而是整個市場的反常變化——遠遠超出供求關系的調節——使得糧食價格高漲，甚至在一些國家引發暴亂，而經濟因素對糧食供應的影響方式遠不止這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員國每天要補貼農民大約10億美元。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很難在世界市場站住腳。

　　盡管如此，要實現一個可持續的、富有生機的農業，由此帶領人民走出貧困，科學研究依然可以具有決定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