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生死”，由誰而定

有時候，幾個數字就能決定一個專業的命運乃至“生死”。

近日，安徽省下發通知，要求控制社會需求不足、就業去向落實率低的學科專業招生規模，連續3年就業去向落實率低于60%的專業暫停招生。該通知一經發布，便引發了公眾爭論——能否僅憑就業率決定專業存續？

幾乎與此同時，又有媒體曝出，近五年來先后有83所國內高校撤銷了“公共事業管理”專業。曾經風靡一時的公管專業落得如此光景，令一些人唏噓不已。

如何看待此類現象，攸關一個核心問題——高校專業的“生死”究竟該由什么決定？

“大學教育”不等于“專業教育”

盡管此次安徽省的做法引發眾多關注，但如果將視角擴至全國，有類似舉措的省份遠不止安徽一個。

例如，今年5月，福建、江西兩省的教育廳分別發文，要求減少乃至停招省內部分畢業生就業率較低的專業；今年2月，遼寧省教育工作會議決定，今年起將實施就業率低專業招生計劃遞減工程，堅決棄置“雞肋”專業。

事實上，早在10多年前的2010年左右，遼寧省就曾用3年的時間，撤并120余個就業率低的專業。

“近年來，我國高校專業處在密集的調整期，這表現在大量新專業的誕生以及老專業的消亡。”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別敦榮表示。

今年2月，教育部公布《2021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結果顯示，國內高校共新增31個本科專業，同時撤銷804個專業，創歷年新高。另據教育部數據，2012年至今共有265個新專業納入本科專業目錄，撤銷或停招的專業則達到1萬個。

“高校進行專業調整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濟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張繼明表示，一是知識發展或學科建設的內在需要，二是社會分工或社會職業變化的客觀要求，三是高校根據人才培養目標變化調整教學體系的直接要求。

“因此，無論是增設專業還是裁撤專業，都屬于高校辦學中的常規環節，其目的在于調整專業結構、優化人才培養體系。”他說。

然而，單純以就業率判斷專業好壞，甚至決定其“生死”是否合適？在別敦榮看來，這個問題并不像表面看起來那么簡單。

“從理論上看，學校開設專業的出發點應該是其整體學科布局，沒有專業支持的學科是不可能立足的，反之亦然。從這一角度看，專業存在的目的并不完全在于追求就業率，而是要達到對整個學科的支撐。”他說。

別敦榮告訴《中國科學報》，高校在保障辦學規模的同時，對于某些對學科有重要支撐作用的專業進行政策傾斜，確保其能辦好，這是構筑良性學科生態的前提，也符合學校培養人的整體素質的要求。

然而從現實看，目前國內高校普遍實行的依然是高度專業化的教育。“換言之，高校往往并不考慮學科生態，而是將‘大學教育’狹義地理解為‘專業教育’。”別敦榮認為，在此模式下，校方不會關注不同專業間的關系問題，遑論學校的整體學科生態。這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做法的后果，便是專業辦學完全自我封閉起來。

對此，中央財經大學發展規劃處副處長、學科建設辦公室副主任郭德紅也表示，在高校擴招初期，雖然在設置新專業時，高校也會進行專業設置論證，但大多屬于例行的工作程序，部分高校設置的個別新專業并沒有經過十分嚴密的專業設置論證和充分的市場需求調研，存在一定的隨意性，這與當時高等教育辦學規模跨越式發展的社會背景有一定關系。

“在高校擴招的背景下，國家政策鼓勵高校擴大辦學規模，各高校為爭取更多資源，對專業設置實行粗放式管理，競相上馬短期內便可以招生的專業，導致各高校雷同的專業比比皆是。”郭德紅說。

近年來，國內很多高校也在強調按學科大類招生、大類培養，以及擴大專業面和學科交叉，都是希望建立起不同專業間相互交流、支持的關系。然而，“這些工作雖說有進展，但遠未達到預期。這使得目前高校的專業調整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別敦榮說。

此“專業”非彼“專業”

在郭德紅看來，要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對于傳統專業設置進行系統化改造是一個比較緊迫的現實問題。然而，由于教育發展的慣性，改造傳統專業設置并沒有成為大部分高校的自覺辦學追求，傳統辦學思維和對專業設置的固化認識仍然根深蒂固。

這一觀點的背后還有一個更基本的問題——什么才是“專業”？

此前，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盧曉東曾專門撰文，對“專業”的內涵進行探討。在他看來，“專業”概念在我國帶有很強的實體意味，這源于其背后的三大類實體——由同一專業學生所組成的班集體、教師組織，以及與教師組織相關聯的經費、教室、儀器設備等。

“國內高校一般按專業劃分和組織，學生入學后便進入某專業學習。專業合并或調整時，其背后的三大類實體也都要合并調整，此項工作常由于牽涉各方利益而難以推進。”盧曉東說。

然而，國外的情況卻并非如此。

據別敦榮觀察，很多歐美大學的辦學規模并不大，但專業數量卻遠遠超出國內同規模高校。這緣于其專業設置具有相當的彈性和適應性，根本原因則在于它們所認知的“專業”僅僅是教學的組織單元而已。

盧曉東的研究也印證了這一點。

“在英語中，‘Major’一詞可直譯為‘專業’，也可譯為‘主修’，僅指一系列有特定邏輯關系的課程組織。”他表示，這相當于我們所說的培訓計劃或課程體系。學生修完該系列的課程，就被認為具有一定的知識素養和技能，也就成為這一“Major”的畢業生。

事實上，在美國的一些高校，這種“個人專業”的課程組合方式甚至可以由學生提出，教師審批并提供專門指導。如果學生從現有專業中找不到完全符合自身興趣的專業，便可以自主選擇課程，形成特定的課程計劃，經審核后開始學習，完成計劃后，便可被授予特別專業的本科學位。正因為“專業”僅是“一組課程”，也就有了極強的靈活性。

反觀國內，“我們的專業不但是固定的教學組織單元，也是社會性的教育單元，這直接影響到用人部門對于學生的錄用。”別敦榮表示，用人單位在聘用時往往會說，只要某個專業的學生，由此也就在學校和社會之間形成了一個非常固化的專業認知概念，并進一步加大了學校改革原有專業辦學模式的難度。

也正因為這種相對固化的專業認知，導致目前以就業率評定專業“生死”的做法，反而在某種角度上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正如陜西科技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武建鑫在受訪時所言，“當我們還做不到完全根據個人興趣選擇專業，也沒有發展到打破專業在就業市場上的固化認知時，就業率的確是我們調整學科專業設置時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

半年離職率逾三成說明什么

如果仔細觀察目前就業率與高校專業設置之間的關系，也會發現一些值得玩味之處。

比如，武建鑫指出，高校的專業設置一般遵循兩個邏輯——市場邏輯和學術邏輯。相比之下，基礎學科以及人文社會學科更偏向于學術邏輯，相對遠離市場；而工程類專業以及管理類、商業類專業則偏重于市場邏輯，受市場的影響較大。

然而，這也可以算作是一種“理想狀態”。因為在現實中，不管是“學術邏輯”還是“市場邏輯”，其專業人才培養最重要評價的標準幾乎相同——能不能找到工作。

“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并不單純關乎學生個人，而是一個關系到社會的大問題。”別敦榮說，在這種情況下，什么樣的專業最容易找到工作？當然是“對口”的專業。“只有‘專業對口’才能成為真正的專業人員，這種觀點在現階段依然普遍存在。”

當“出口”標準趨向一致時，高校專業設置的底層邏輯也會受到標準的反作用。說得更直白些，評價標準更加“市場化”后，即便是相對更“學術化”的專業，也會變得更加關注“市場”。

公開資料顯示，2012年至2016年，商務英語、酒店管理、財務管理等傳統熱門專業增設數量較多。2017年之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程、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等新工科專業的增設速度迅速超越傳統專業。

除新工科外，在新專業的增設上，文學門類2020年開始缺席，歷史學門類在2016年至2019年間，有連續4年的空白期，哲學門類則連續10年處于“停擺”狀態。

在一篇文章中，張繼明表示，高校常常基于某種外在功利性標準而調整專業。畢業生就業率普遍作為高校調整專業的重要標準。然而，就業率并非衡量專業價值的唯一指標，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中常常采用的就業能力、收入水平等，顯然也非教育對于“人的發展”本質的應然界定。

在這些現象背后，另有一個并未引起人們太多關注的問題，那就是畢業生最終是否真的會從事所謂“對口”專業。在別敦榮看來，這個問題“似乎被某些單位或部門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早在2019年，第三方教育質量評估機構麥可思研究院就針對2018屆大學畢業生畢業半年后的就業情況進行過調查。結果發現，2018屆大學畢業生的工作與專業相關度為66%，半年內的離職率為33%。另有網絡招聘平臺根據20.8萬應屆畢業生的數據分析得出的結論更令人吃驚——2018年，中國畢業生專業對口率僅為48.61%，尚不及畢業生總人數的一半。

“這就出現了一種很吊詭的現象。”別敦榮說，一方面，高校的專業設置與調整在向就業率看齊，而另一方面，學生并沒有按照此前的專業劃分規劃其職業生涯。這種情況本應提醒我們，在專業辦學的問題上要有更開闊的視野，不能只是盯著專業。但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就業狀況并沒有成為當下改革專業教育的依據”。

在他看來，這一現狀使得高校的專業建設和調整面臨很復雜的局面，但該局面卻在實際操作中被大大簡單化了——只要就業不好，招生不理想，你的專業就要被撤銷。

比預警更重要的是“認真辦專業”

對于當前高校在專業設置方面所面臨的問題，很多人也在思考解決之道。比如醫學專業出身的蘇州大學原校長熊思東，就曾在多個場合呼吁針對醫學專業人才培養建立預警機制，通過分析不同地區和層級醫院的醫藥衛生人才年齡結構、質量結構和專業結構現狀，以及各地區的人才需求結構，及時對醫學專業作出調整。

對于熊思東的建議，郭德紅深以為然：“對高校專業設置實行‘預警機制’非常必要。”他表示，這既是對學生成長成才和學生家庭的教育投入負責，也有助于高校更加合理地分配教育資源、提高辦學效率，更是對國家高教經費投入得到合理和高效利用負責。

不過在武建鑫看來，對于不同專業來說， “預警機制”的必要性也有所不同。“以醫學、商學、新聞傳播學等為代表的專業人才培養更面向市場，其‘市場邏輯’也更強一些。對于此類專業，建立‘預警機制’更加適合。但對于某些以‘學術’邏輯為主的專業，完全指標化的‘預警機制’是否適合還要進一步考慮。”

事實上，針對高校專業的預警機制在國內部分省份已經開始實施。比如2021年底，貴州省教育廳就發布通知，對法學、數字媒體藝術、勞動與社會保障、公共事業管理、漢語言文學五個專業進行預警。

然而，這些預警機制并未如熊思東設想的那樣，是基于某些專業未來發展趨勢而進行的帶有指導性的預警，而僅僅是針對某些已經“出問題”的專業進行的警告性預警。這其中的“問題”又大多與就業率有關。

依然以貴州省為例。該省在2012年印發的《關于實施普通高校本科專業預警及退出機制的意見》中，要求將省內高校畢業生就業率較低且布點較多的部分專業列入預警專業名單，連續3次列入預警名單的專業，除個別特殊專業外，將實行退出機制。

別敦榮坦言，目前所謂“預警機制”的評判標準無外乎招生數量、辦學條件、就業率等幾個指標，但忽視了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在專業辦學中，高校往往是“重申報、輕建設”的。

“我們的專業大多從‘一無所有’起步，再因陋就簡，慢慢發展。其過程中往往缺少校方有計劃的建設和發展。”別敦榮表示，正因如此，學校對于這些專業也缺乏持續、有計劃的投入。

在他看來，在這種近似于“放養”的專業建設模式下，校方很少能積極主動地建設專業，只能靠專業內部人員自身的努力。該現象的典型表現，便是在某些高校，一旦出身某學科專業的人員擔任校領導，其所在專業往往會有一個較快的發展。

然而，一旦專業出現問題，“板子”往往要打到專業的身上，這種做法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