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簡訊|數據產權規則需要“中國方案”

近年來，隨著經濟形態從農業經濟、工業經濟走向數字經濟，數據已經成為關鍵的生產要素，并成為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重要動因。

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全國政協委員、鄭州大學法學院教授沈開舉表示，目前，我國《民法典》《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相關法律規范中，已對數據的保護進行了規定，一定程度上明確了個人主體的權益內容和數據來源的合法基礎等。然而，我國的數據產權規則依舊不健全，各利益相關主體間的權責利劃分不清晰，極大制約了我國數據要素市場的構建與發展。

“數據產權規則不清既阻礙了政府數據開放，也制約了政企間、企業間的數據共享。”沈開舉表示，同時也影響了數據流通交易市場的發展。自2015年起，國內成立了眾多的大數據交易所，但鮮有成功案例，主要原因在于數據產權規則不清、數據產權配置比較復雜，在開展數據流通交易時難以確保相關數據主體的權益。

此外，由于數據產權規則不清晰，數據共享和交易受阻，導致沒有人愿意將數據交予外部機構進行整合，數據聚合后的價值倍增效應也難以實現。

“數據產權規則的構建，應真正從數據自身的特性出發，擺脫對既有產權規則的路徑依賴，構建一套能夠兼顧各方主體利益、充分釋放數據要素價值的制度設計。” 沈開舉建議在各利益相關方之間合理配置數據產權，避免對數據權屬作出“要么歸A，要么歸B”式的排他性規定。而是應以不同類型數據為對象，在各利益相關方之間尋求合理的產權分配方案。

“當價值的歸屬或實現不存在沖突時，可由多個主體分別享有；當存在沖突時，則應根據相關各方利益訴求的不同位階設定優先級，在確保優位利益得以實現的基礎上，為后位利益的實現提供制度依據。”他說。

同時，他還建議合理保護數據要素投入者的權益，在權利取得、權利內容和保護規則等方面構建激勵相容的數據產權規則。

“比如對投入成本創造數據要素的市場主體給予合理保護，通過讓其獲得合理權益，激勵其繼續投入創造更多數據資源并發揮其價值。”沈開舉坦言，上述理念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已經得到認可，例如在多起“數據抓取”案例中，法院判決大多認為，由于被抓取方在收集和整理數據等方面付出了大量成本，故應對其競爭性利益予以保護，以防止其他競爭者的“搭便車”行為破壞行業競爭秩序，最終削弱市場主體產生新數據資源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