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當官，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這是中國的傳統。
兩院新增院士超8成為現任官員引發質疑
官而優則院士? 從“工程管理學院士”的現實，到設立“社會科學院士”的“愿景”，有人開始擔心，和“學而優則仕”相對，另一條新的路徑——“仕而優則學”會否出現
12月初，兩院院士新增選名單相繼公布。報紙上隨之便有以下統計數據披露:
中國科學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機構的現任官員;
中國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過85%是現任官員;
工程院60歲以下新當選的院士中，均有校長、院長、副院長、董事長等職務，僅有一人例外——臺灣云林科技大學的楊永斌只有“教授”頭銜，沒有行政職務。
在此次新院士名單宣布之后，中國工程院對內就提出要求，“院士只是一個榮譽稱號，并不是一種職稱和職務，不宜處處以院士稱呼。不舉辦當選慶祝活動，也不宜把過高的、不適當的物質待遇加到院士身上。不宜過早地給年輕院士壓上行政職務，以使他們集中精力在專業領域取得新進展。”
研究院士制度近10年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則認為，“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現象是一種必然，無非是受中國人骨子里‘官本位’文化的影響。”
兩院院士人數逼近2000 在《中國科學院院士章程》和《中國工程院章程》中，對院士的定義是“國家設立的”自然科學技術方面或工程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為終身榮譽”。
有關院士制度的沿革，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王揚宗在論文中稱，“1955年，中國科學院籌備學部時，之所以稱學部委員而不是院士， 就是因為考慮到院士的稱號是很神圣的，必須具有很高的學術水平，而我國科技水平還比較落后，學科發展參差不齊，如果為了需要在各個學科領域都搞出一批院士來，不僅難以服眾，在國際上影響也不好。”
1980年7月，中國科學院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向國務院遞呈了《關于建立院士制度的請示報告》，明確提出第一批院士的名額為200人，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一計劃被擱置。直至1994年初，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作出決定，將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改稱“中國科學院院士”。彼時，500余人規模的學部委員被 “一刀切” 地轉為“院士”。對此，顧海兵說，“一刀切，成為院士制度的歷史問題。”
1994年中國工程院成立時，選聘院士96名，到2003年，工程院院士達到663名。在短短的十年間，工程院院士就達到了與中科院相當的規模。迄今為止，中國先后有1938名科學家和技術專家當選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
而據顧海兵觀察，與院士人數猛增成為鮮明對照的是，中國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一路高速增長的情況下，科技的高層次創新卻呈現負增長態勢。
工程管理學部：“高官俱樂部”?
2000年，中國工程院成立了一個新的學部——工程管理學部。設立這個學部的議題歷經兩次工程院院士大會才以微弱的優勢得以通過。82歲高齡的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兩院院士潘家錚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并不諱言，“當時很多院士都質疑這個學部的院士全是高官和企業家”，但他對這個學部給予較高的評價， “我們采取了許多措施，防止這個學部成為官員和企業家的俱樂部。”
2001年工程管理學部第一次增選院士，首次增選產生5位新院士，包括鐵道部時任部長傅志寰;2003年增選時，工程管理學部產生54名有效候選人，其中匯集了34名高官和企業家，建設部部長汪光燾、農業部副部長萬寶瑞等人均在其列;在2005年中國工程院公布的42名工程管理學部有效候選人的名單中，有 29名官員和企業家。2007年，衛生部原副部長王隴德，國家林業局副局長李育材等進入工程院管理學部12名候選人名單。
在顧海兵看來，“工程管理學部的成立毫無疑問為高官和企業家增加了一道通往工程院院士的大門。
社科院也要設“院士”?
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的院士被統稱為“兩院院士”，可是不久的將來，這個說法也許要改成“三院院士”——要求設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士制度的意見正在不斷“發酵”。
1998年兩會期間，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宋林飛呼吁“設立社會科學院士制!”從那之后，每年“兩會”上均有社會科學領域的知名學者為此呼吁。
實際上，教育部就曾在2003年2月出臺的一份文件中稱，“鼓勵高校從實際出發設立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崗位，并給予與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院士相應的待遇”;其后的2006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設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制度，只是至今還沒有設立“院士”稱號。
對于社會科學院士制度的設立，不同的聲音也不時發出。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的李曉嶺曾在《自然辯證法通訊》上撰文稱，“但愿中國暫不設社會科學的院士”，其中一條理由就是“相當多的政界人物已經混入了教授的行列，甚至書記們還封給自己博士導師的頭銜。中國的教授、博導已被搞得聲名狼藉。作為學術上最高榮譽稱號的院士制一設，不知又有多少政要們要混跡其中?”
顧海兵研究了從2003年到2007年共5年的全國文科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的導師，發現社科領域學者的“官位度”逐年上升，到2007年，這些博士生導師的平均行政職務在院長和準院長之間。
當年，在哲學社會科學部增選學部委員時，就有大批高級官員，如周揚、胡喬木、吳晗、胡繩、陳伯達等成為學部委員。曾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的張稼夫在回憶錄中寫道:“科學院黨內的一些同志，沒有多少社會科學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會科學，他們在實際工作中能夠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能講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來不及寫多少文章和不會著書立說，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這些人不進學部也不大合理。實事求是地辦吧，后來還是在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學部委員。”
院士變“院仕”? 近年來，院士增選工作受關注程度之廣、之深，已經明顯超出了正常的范圍，而且負面消息層出不窮。這種“激烈競爭”的背后，折射的是院士這個“榮譽性稱號”的“含金量”。
中國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古繼寶研究了學術身份對科研項目申請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在中國科學院2001年到2005年的增選院士中，他們獲得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數量，和獲得院士頭銜之前相比，“平均每個院士增加0.41個項目”。院士的稱號和獲得基金項目的數量呈現出顯著的相關性。
顧海兵認為，“目前，許多大學的校長都由沒有任何行政管理經驗的院士來擔任，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普通大學是局級單位，而院士是副部長級別。院士當校長，學校好像也相應地升了半級。”在顧海兵的研究中，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官員度”平均官職略高于廳局級副職，而實際上，一旦成為了院士即享受“副部級”待遇。
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曾說，沒有規定說官員就不能當選院士。院士增選的標準是統一的，“只重表現，不論身份”，無論他在哪一級領導崗位，評審都嚴格按照程序，只要他在相關領域做出了杰出貢獻，達到了院士評選的標準，就可以當院士。
但顧海兵不這么認為。他毫不客氣地說，“這無異于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