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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許多學者眼里,大量生產生物質能源是造成玉米短缺進而導致我國今年糧食價格大漲的罪魁禍首。對此,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業大學教授石元春認為,發展生物質能源與保障糧食安全之間并不矛盾,我們應當走出生物質能源產業發展的認識誤區。

    生物質能產業:國家政策意在推動而非限制

    國家林業局準備將兩億畝林地用于生物質能源開發。


     木薯具有極大的能源開發潛力。

    石元春在觀察甜高粱的生長情況。

    根據國家糧油信息中心的預測,我國今年的玉米產量將再創歷史最高紀錄,達到14900萬噸。然而,國內玉米價格并沒有受到這個利好消息的影響,仍然一路上揚。
     
    今年9月20日,國家發改委公布了一份緊急文件,文件指出,不再建設新的以玉米為主要原料的燃料乙醇項目;原則上不再核準新建玉米深加工項目。
     
    這份《關于促進玉米深加工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發展玉米深加工業可能導致糧食供求關系和糧食價格波動的風險。這就把導致糧食漲價的矛頭直接指向了玉米乙醇產業。
     
    就在此前一天,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要嚴格控制油菜轉化生物柴油項目。
     
    積極發展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一直是我國石油替代能源戰略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在國際原油價格一直在100美元/桶的關口前徘徊的微妙時刻,玉米和油菜加工項目被叫停,這是否意味著經過幾年實踐后,我國發展生物質能源的戰略方向發生了變化?
     
    石元春在接受《科學時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國家叫停糧食乙醇的生產是正確的,但并不意味著我國大力發展生物質能源產業的戰略發生了改變。
     
    “公眾和媒體在關注國務院叫停玉米乙醇的時候,都沒有注意到后面還有‘鼓勵非糧乙醇’這句話。事實上,發展生物質能源與保障糧食安全之間并不矛盾,這實際上是在推動生物質能源的發展而不是限制。”石元春說。
     
    兩大認識誤區
     
    20世紀末,我國糧食連續5年豐收,時任總理朱镕基將糧食稱為“甜蜜的負擔”。由于當時還沒有建立糧食輪換機制,庫存壓力極大,出現大量陳化糧,僅黑龍江一省糧食管理費用就達幾十億元,這促使中國思考如何在糧食與能源之間搭建橋梁。
     
    2000年,為解決大量庫存糧積壓帶來的財政重負和發展石化替代能源,朱镕基總理作了7次關于發展燃料乙醇的批示。
     
    2001年,當時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發布了示范推行車用汽油中添加燃料乙醇的通告。隨后,相關部委聯合出臺了試點方案與工作實施細則。
     
    石元春告訴記者,雖然他本人一直不支持糧食乙醇的發展,但他也認為,在當時陳化糧積存的特殊時代背景下,這樣的決策無疑是正確的。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玉米深加工產業發展非常迅速,陳化糧很快告罄,我國也出現了糧食結構性短缺現象,玉米價格從2006年底起連創新高,甚至超過了小麥價格,糧食整體價格也隨之大幅上漲。
     
    “但是,把糧食價格大幅上漲的原因都歸咎于玉米乙醇產業的發展絕對是一個重大誤解。”石元春說,“實際上,玉米深加工中只有不到4%的玉米用于生產乙醇,絕大部分的玉米深加工是生產淀粉和飼料,不能把矛頭都指向玉米乙醇。”
     
    石元春介紹說,資料顯示,2005年全國玉米總產量為1.4億噸,淀粉加工用1300萬噸,食用酒精590萬噸,玉米乙醇300萬噸。玉米乙醇僅占玉米總產量的2%。吉林省是玉米生產和加工大省,也是在此次玉米乙醇問題中受影響最大的省。2005年,吉林省玉米總產量1800萬噸,用于加工的650萬噸,其中用于燃料乙醇的是90萬噸,占5%。
     
    另外,近年來東北玉米外調減少,江蘇、浙江等地飼料告急。石元春認為這也不能歸咎于生物質能源的發展。事實上,這是正常的市場調節機制,東北不可能只做一個原料輸出地,而不發展自己的深加工產業。
     
    石元春激動地說:“強迫東北輸出原料是不公平的,這是計劃經濟時代的固有思維,憑什么東北只能賣玉米,不能直接賣淀粉和飼料啊?”目前,玉米深加工業已經成為吉林省僅次于汽車和化工之后的第三大支柱產業,在玉米產業中,農民得到了大量的實惠。
     
    實際上,我國發展生物質能源產業完全可以做到不依賴糧食,主要原料可由農林業、加工業、城市有機廢棄物及利用邊際性土地種植能源植物來提供。石元春給出了一個統計數字:我國每年可用于生物能源的生物原料資源如果都能成功轉化,大約相當于9億噸標準煤,利用薯類和甜高粱等非糧作物每年就有上億噸的生物乙醇生產能力。
     
    從長遠發展戰略來看,發展生物質能源產業是我國啟動循環經濟、起步邁上生物質經濟的開始,利用農林生物質資源發展生物煉油是貫徹我國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一條途徑。近中期大力推廣生物質能源,可以代替一小部分石油產品,可以緩和石油進口的增長,提高能源安全度。
     
    優勢在于利用形態
     
    隨著人類的不斷開采,帶來大量溫室氣體的化石能源的最終枯竭是不可避免的。因而,開發更清潔的可再生能源是今后發展的方向。
     
    石元春認為,生物質能源以作物秸稈、畜禽糞便、有機垃圾等農林廢棄物和環境污染物為原料,使之無害化和資源化,將植物蓄存的光能與物質資源深度開發和循環利用;利用邊際性土地和水面種植能源植物,以增加土地和水面對太陽輻射能量的吸存,堪稱循環經濟的典范。
     
    而且,正在開發的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質能源在化學分子構成、能源利用形態上均與化石能源非常相似,它在不必對已有的工業技術作任何改進的前提下即可以替代常規能源,對常規能源有最大的替代能力。
     
    由于煤和石油都是生物質經過長期轉換而得來的,所以生物質是化石燃料的始祖,被喻為即時利用、沒有污染的綠色煤炭。正因為這樣,生物質的特性和利用方式與化石燃料有著很大的相似性,可以充分利用已經發展起來的常規能源技術開發利用生物質能。但與化石燃料相比,它的揮發組分高、炭活性高,含硫量和灰分都比煤低。因此,生物質利用過程中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的排放很低或較少,并且可以做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
     
    從最終利用的能源形態看,生物質能源有著與化石能源完全一致的利用形態。因此,在所有新能源中,生物質能與現代工業化技術和現代化生活有最大的兼容性。
     
    另外,從能源存量上看,生物質能僅次于三大化石能源位列第四,存量豐富且可再生,具備很大的發展前景。
     
    開發利用方興未艾
     
    生物質能源戰略已成為歐美等發達國家的重要能源戰略。在化石能源漸趨枯竭、環境壓力日益沉重、需求和油價持續上漲、世界能源資源爭奪戰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尋求可再生清潔能源和能源的多元化已成為世界發展大勢。
     
    上世紀末,歐美等發達國家就已經開始大力發展生物質能源。美國、歐盟、日本、德國、瑞典等國家和組織都制定了加快生物質能源開發利用的時間進程表。2005年,全球燃料乙醇的產量已超過3000萬噸,生物質供熱發電、成型燃料等已經商業化運行。
     
    石元春介紹說,美國提出了“30-30計劃”,即到2030年美國運輸燃料的30%將以生物燃料替代(2004年美國消費石油9.5億噸標油,約70%用于運輸燃料);歐盟委員會最近也提出了“20-20計劃”,即2020年的可再生能源將占整個歐盟能源消耗量的20%,其中生物燃料占運輸燃料的比例要達到10%以上。與此同時,日本制訂了“陽光計劃”;印度制訂了“綠色能源工程計劃”等。
     
    我國推動生物質能源發展的規劃也在有條不紊地展開,2006年9月,財政部、國家發改委、農業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林業局聯合出臺了《關于發展生物質能源和生物化工財稅扶持政策的實施意見》,在風險規避與補償、原料基地補助、示范補助、稅收減免等方面對于發展生物質能源和生物化工制定了具體的財稅扶持政策。
     
    打造中國的秘密武器
     
    在眾多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中,生物質能源的規模化開發無疑是一個現實可行的選擇。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均耕地不到0.1公頃,要完全以糧食為原料生產生物質燃料油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國有11608萬公頃邊際性土地可種植甜高粱、木薯、旱生灌木等能源植物,具有極大的能源開發潛力,年產能源潛力極大。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將孫子兵法上說的用在農業上,就是以“正面兵力”部署于初級農產品生產的主戰場,提高生產率和降低成本,這是涉面廣、難度大、見效慢和長期性的基本功。而生物質產業則從原料到產品,從資源環境另辟蹊徑,在一個新的突破口上出奇兵,干凈利落地取得制勝戰果,可收一箭三雕、全盤盡活之效。
     
    石元春認為,我國有兩種作物可以成為生物質能源的秘密武器。
     
    第一種是甜高粱。甜高粱對土地條件要求低,鹽堿地、沙荒地都可以種,水的利用效率也高。甜高粱稈糖度為14%,可以直接利用榨取糖分進行酒精發酵,加工工藝比淀粉乙醇簡單,糖分發酵后就成為酒精。其加工成本也比較低,比玉米乙醇大約低30%。
     
    第二種是薯類,主要是木薯和甘薯。我國是薯類大國,種植面積占世界總面積的2/3。我國薯類現在主要用來做飼料和淀粉。石元春說:“薯類在國際上是不屬于糧食類的,但在中國,收成不好時它也被當做口糧,并按5∶1的比例列入糧食。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薯類已經不屬于糧食范疇。”
     
    對于薯類的深加工是否會影響飼料的供應問題,石元春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我們使用薯類制取乙醇,只是利用了其中的淀粉糖,其剩余物中還有大量的木質纖維素等營養物質仍會以飼料和肥料的形式進入土壤及生物質的循環系統,這才是真正的綜合利用。”
     
    石元春樂觀地預計,如果能夠得到充分利用,僅甜高粱和薯類這兩種非糧作物每年就可以提供1億噸乙醇。
     
    因此,生物質產業能夠利用我國豐富的農林廢棄物和非農田為原料和基地,生產市場前景廣闊。與環境友好和高附加值的能源及生物化工產品一道,既能解決我國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又能增加農業和農民收入。
     
    由此看來,發展生物質能源,能夠直指中國三大世紀難題——“三農”、環保、能源。我國發展生物質能源和生物質產業可做到不爭糧、不爭地,在緩解中國能源緊張和環境壓力的同時,拉動農村經濟、促進農民增收、推進新農村建設,發展潛力巨大。
     
    “我們這個民族,是個創造奇跡的民族;我們這個國家,是個敢于創造奇跡的國家,相信在近一二十年里,生物質產業也會創造一個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奇跡。”對此,石元春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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