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鎮化發展進入下半場：制度性障礙亟待變革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從一個8億農民的國家，變成一個8億城市人口的國家，城鎮化率從18%提升到58%。

中國在創造高速經濟增長奇跡的同時也創造了城鎮化的奇跡。進入新時代，由“上半場”轉向“下半場”的中國城鎮化該何去何從？

“這個階段主要的特征就是由單純的城市化轉變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6月2日召開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18年會上拋出這一觀點。

錢穆先生說：鄉里人終需走進都市，城市人終需回歸鄉村。

中國人的根在鄉村。“只有實現城市和農村的共同提升，才能完成中華民族進入城鎮化的新時代。”中國工程院院士、同濟大學副校長吳志強說。

他表示，農村是我們提升城鎮化品質非常重要的保障。不能簡單地把農村人口都轉移到城市，而是要把城市治理好，把農村振興起來。

不過，這并不容易。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坦言，實現城鄉協同、鄉村振興的制度性障礙亟待變革。

他認為，現在主要有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級制度三個制度性障礙。“如果這些制度性障礙不解除的話，鄉村振興可能只是一個美好的夢想而已。”

回顧過去40年，之所以中國的城鎮化發展如此之快，在中國城市經濟學會會長晉保平看來，主要是因為政府和市場雙重力量大大地推動資源向城市流動，這種資源包括資本、人才、土地等很多方面。

那么，在今后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中，如何更多地考慮鄉村振興呢？他認為，應該由政府主導，調整和控制資源進一步向城市快速流動的同時，盡可能向農村流動。

“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持鄉村發展，鄉村振興可能就是一句空話。”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主任歐陽志云直言。

很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古村落保護。“村落的衰敗在于外界的資源進不去。”晉保平說，宅基地產權不明確、戶籍問題等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會資源向農村傾斜，人才進不去，資本進不去，包括其他社會資源進去也很困難。

為此，他呼吁，為了進一步推動新型城鎮化，妥善解決城市與農村融合發展問題，更好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應該認真研究如何能夠把資源通過行之有效的手段向農村傾斜。

其實，未來還是可期的。“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將成為一種新趨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善同表示，未來我國的城鄉一體化是一種雙向城鄉一體化。

她在研究中發現，近年來，人口由農村往城里遷移出現了速度減緩的趨勢。2001-2002年我國外出農民工數量平均每年增加1311萬，2003-2012年平均每年增加587萬，2013-2015年平均每年增加183萬。與此同時，我國資本下鄉、技術下鄉、人才下鄉的速度在加快。

實現城鄉融合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表示，我們要賦予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新時代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