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報：持久性污染物持久到何時

　　每年的5月17日，對一群環境科學工作者來說含義特殊，而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更具有特殊意義。

　　“八年前的這一天，是《斯德哥爾摩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正式生效的日子，我國的POPs減排工作也被正式提上日程。”在第七屆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學術研討會的會間，清華大學環境與工程系主任余剛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

　　近些年，POPs這樣一個專有名詞不斷闖入公眾視野，它是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簡稱，劇毒的二惡英就是其中一種。這是一類具有環境持久性、生物累積性、長距離遷移能力和高生物毒性的特殊污染物，進入人體多會誘發包括癌癥在內的多種病變。

　　因而，從科學家們在環境中發現它開始，一場持久性戰爭已經無可避免地打響了。

　　“盡管我國的減排之路還在探索中，但國家對它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鄭明輝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減排的困難是有的，但更應該看到的是努力下的希望。

　　2009年第四次締約國大會上的徹夜談判，讓減排清單上的POPs物質從最初的12個增加到21個。而現在，這個清單上的物質已達22個之多。

　　“未來可能還要增加5種，現正在審議中。”國家POPs履約協調組辦公室處長丁瓊認為，2009年5月17日，我國按照履約承諾，停止了滴滴涕、氯丹和滅蟻靈等的生產、使用和進出口。但鑒于龐大的污染基數和各地經濟發展的差距，我國削減、淘汰和控制POPs的形勢仍然嚴峻。

　　在余剛看來，歐盟是力推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削減的“發動機”。

　　“歐洲國家特別重視環境問題，這些年不斷有例如食品二惡英污染等事件的發生，讓他們對POPs談及色變，所以也希望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能積極削減。”余剛說。

　　過去，我國在農業生產上大量使用的六六六、滴滴涕等農藥，以及工業中大量生產和使用的多氯聯苯等，均在《公約》最初削減的12種物質之列。

　　根據《公約》規定，這些物質不但要停止生產使用，還必須找到所有的殘留地點，將物質封存并銷毀。這樣的難度可想而知，“畢竟發達國家早已停止了這些物質的生產，但很多發展中國家還沒有。”余剛說。

　　清單上的22種物質中，我國已查明存在的有15種以上，并且分布廣泛，“家底”不清，減排和替代技術雖有一定成果，但尚處于研究階段，距離實際應用于工業生產，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與環境領域另外兩個國際公約《京都議定書》、《蒙特利爾議定書》不同，《斯德哥爾摩公約》在POPs減排問題上，并沒有分別給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時間表。因此，發展中國家沒有經驗可循。

　　丁瓊表示，公約中涉及的問題大多是發達國家已經解決的問題，因此，國外掌握了成熟的技術，但大多數技術都有ZL，使用成本很高。而我國雖然科學研究發展較快，但履約技術的市場還不成體系。目前只能采用引進加國產化和自主研發相結合的方式，兩條腿走路。

　　“公約是強制性的，必須按照要求執行，定期接受審查。這對于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都不是輕易就能完成的。”余剛深感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

　　“可以設想，發展中國家的壓力比發達國家大得多。應對這種局面，還是需要科研水平提高和政策制定上的完善。”鄭明輝說。

　　在今年年初的環境保護部常務會議上，審議并原則通過了《全國主要行業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污染防治“十二五”規劃》。

　　“在此之前，我國還從來沒有為一類物質設立過規劃。”鄭明輝說，這足以看出國家在減排POPs工作上的決心和信心，而且POPs研究的資金在環境科技領域已占有非常大的份額。

　　與此相對應的是，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環境科技工作者，近些年已經開始到中國尋求減排經驗和學習最新的科研成果。

　　“過去，歐洲國家處于國際主導地位，我們在減排上比較被動，自己的情況自己都說不清楚。但現在我們主動出擊，提早研究未來可能進入清單的這些物質。”余剛認為，我國正按照履約的《國家實施計劃》穩步推進這項工作。

　　用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長Donald Cooper的話說，“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在POPs減排問題上，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