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繪制全國地震烈度圖
注意科研成果的積累和共享“最近大家都很忙。”在5月20日中國科學院地學部舉行的四川汶川地震院士座談會上，中國科學院院士秦大河的開場白道出了在場各位兩鬢斑白的老院士們的近況。
汶川地震牽動了地學部各位院士的心。地震發生后，他們紛紛搜集資料、了解情況，并積極參與研究工作。
一共有18位院士出席了這次座談會，他們對地震的形成、預測以及賑災救災、災后恢復重建工作發表了各自的看法，以期最大限度減輕地震災害造成的負面影響。
警惕強余震：
并不比預測主震容易
中國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運泰首先介紹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基本情況，并與唐山大地震進行了比較。
陳運泰介紹，汶川地震的面波震級，即向公眾公布的震級為8.0級，根據矩張量反演得到的震級為7.9級～8.3級;而唐山地震的面波震級和矩張量反演震級分別為7.8級和7.6級。“汶川地震的震級比唐山地震震級要大，震級差至少0.3級，汶川地震釋放的能量約為唐山地震的3倍。”
地震發生后，最大的余震可能發生在什么地點，可能多大，什么時候發生?針對公眾比較關心的這些問題，陳運泰也作出了一定的分析。
通過對地震臺網記錄到的數字地震資料，陳運泰和他的學生反演得出了汶川地震斷層面上的破裂錯動的分布，顯示在斷裂帶上有兩個比較大的破裂“虧空”區，即目前基本上沒有發生過破裂的地方。陳運泰說：“這兩個破裂‘虧空’區是很有可能發生大的余震的地方。”但他同時強調：“即使是預測余震，也并不比預測主震容易。”
按照已有的一些震例和統計規律，一般來說，最大余震的震級比主震震級平均低1.2級。陳運泰指出，這個統計規律上下波動幅度很大，根據這個統計規律估算，最大的余震應接近7級。但到現在為止，汶川地震的余震都還是比較“小”的，即沒有達到這個水平。
另外值得重視的是，“多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發生在我國華北和西南的地震，包括1965年東川地震、1966年邢臺地震、1976年龍陵—潞西地震、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等等，很多都是以所謂‘雙震’的形式出現的。”
至于最大余震發生的時間，陳運泰指出，難度就更大了。以往一些震例的經驗表明，可以是與主震相隔一個小時，也可以是相隔幾個星期。地震活動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就是經過幾天或者是幾十天之后，地震活動逐漸衰減，但常常會在人們將其淡忘時突然來一個“晚期強余震”。
“那將是非常致命的。隨著地震活動逐漸衰減，人們常常容易放松對余震的警惕。”陳運泰強調：“這次地震很大，如果是主震型的，發生強余震的震級將很高，接近7級;如果是雙震型的，未來發生的地震還可能更大。這兩個情況都警示我們，要特別加強對強余震的監測。”
抓住能夠解決的問題：
建議繪制全國地震烈度圖
離四川汶川地震發生已經7天，通過政府和媒體的科普，公眾對地震雖有常識性了解，但對于很多專業問題仍很模糊。老院士們都表示自己有責任向公眾進行科普和解疑。
對于公眾非常關注的地震為何不能準確預報的問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地球科學部原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周秀驥給出了他的解釋：“100多年以前，氣象預報同樣也是看螞蟻搬家、燕子低飛，才知道要下雨了。經過100多年的科學發展，才到了今天的程度。”
氣象預報之所以有很大的發展，周秀驥認為是建立在堅實的科學基礎之上的。相對而言，地震只有地震站網，而地震站網只有在地震發生了以后才能獲得信息，并不知道地下的板塊怎么碰撞;而通過地形變化、GPS形變推到地下，還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再加上，固體力學的動力方程比流體力學方程要復雜得多，現在已經開始進行模擬實驗，但是離真正的預報，距離還是相當遠。“科學急不得，就像100多年以前要求天天作氣象預報，也是不可能的。我強調要把科學基礎不斷提高。”
周秀驥指出，氣象上的長期預報遠遠不如地震。分析國內發生的地震，都脫離不開地震活躍帶，因此，地震學家、地質學家能夠從長遠判斷地震發生在什么地方。地震的長期評估預測基本上是對的，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是究竟哪一天發生，但這不是短期能解決的事。
既然預報地震現在還是個公認的難題，周秀驥強調要抓住能夠解決的問題。“繪制全國地震烈度圖，開展全國烈度區劃。畢竟，人是第一位的。建議進一步開展全國的科學地震長期預報規劃，制定全國性規劃，并在開發建設時嚴格執行。”
重視積累和共享：
高層決策和科學研究需要集成
“慘不忍睹”是這次會議發言中經常出現的一個詞。
看到災區人民承受著巨大的災難，看到最前線的戰士們日夜救援，參會的各位專家心情很沉重，同時也感覺到作為科技工作者肩頭的重任，他們都認為這次地震災害對科學界提出了新的要求。
遙感、地學專家李小文院士建議，在國家層面上統籌遙感力量的使用和發展，從而做到數據共享、統一指揮、快速反應。這不僅有利于應對突發性事件，還有利于遙感學科的快速發展。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述彭前段時間身體不太好，但對這次地震災害仍然非常關注，帶病堅持參加這次討論會。他指出：“首先，一定要重視科技儲備，讓科技儲備為社會服務。其次，地學界有很多相關研究積累。面對自然災害，科技界應該將更多的科研成果共享，避免低水平重復。再次，應該加緊預警系統建設，將其與整個社會發展相聯系。最后，開展跨學科系統研究，因為災害本身是不分學科的，而且地理學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因素很多，相關學科領域需要更多努力，把地學真正作為一個系統科學發展起來，并在技術上給予充分保證。”
最后，秦大河院士對會議討論情況進行了總結。他說：“今年春天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和四川汶川地震，都和地學部的專業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兩次災害都反映了一個問題，就是高層決策和科學研究需要集成。一方面，要做到信息和數據的真正共享;另一方面，要發揮歷史資料的作用。我們科研工作者更要善于從前人的基礎上吸取營養，站在前人肩膀上前進。科學是需要一代一代繼承的。”
秦大河還特別指出，要注意預防次生災害，尤其是震區大型水庫、中小型水庫的安全問題。
中國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運泰首先介紹了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基本情況，并與唐山大地震進行了比較。
陳運泰介紹，汶川地震的面波震級，即向公眾公布的震級為8.0級，根據矩張量反演得到的震級為7.9級～8.3級;而唐山地震的面波震級和矩張量反演震級分別為7.8級和7.6級。“汶川地震的震級比唐山地震震級要大，震級差至少0.3級，汶川地震釋放的能量約為唐山地震的3倍。”
地震發生后，最大的余震可能發生在什么地點，可能多大，什么時候發生?針對公眾比較關心的這些問題，陳運泰也作出了一定的分析。
通過對地震臺網記錄到的數字地震資料，陳運泰和他的學生反演得出了汶川地震斷層面上的破裂錯動的分布，顯示在斷裂帶上有兩個比較大的破裂“虧空”區，即目前基本上沒有發生過破裂的地方。陳運泰說：“這兩個破裂‘虧空’區是很有可能發生大的余震的地方。”但他同時強調：“即使是預測余震，也并不比預測主震容易。”
按照已有的一些震例和統計規律，一般來說，最大余震的震級比主震震級平均低1.2級。陳運泰指出，這個統計規律上下波動幅度很大，根據這個統計規律估算，最大的余震應接近7級。但到現在為止，汶川地震的余震都還是比較“小”的，即沒有達到這個水平。
另外值得重視的是，“多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發生在我國華北和西南的地震，包括1965年東川地震、1966年邢臺地震、1976年龍陵—潞西地震、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等等，很多都是以所謂‘雙震’的形式出現的。”
至于最大余震發生的時間，陳運泰指出，難度就更大了。以往一些震例的經驗表明，可以是與主震相隔一個小時，也可以是相隔幾個星期。地震活動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就是經過幾天或者是幾十天之后，地震活動逐漸衰減，但常常會在人們將其淡忘時突然來一個“晚期強余震”。
“那將是非常致命的。隨著地震活動逐漸衰減，人們常常容易放松對余震的警惕。”陳運泰強調：“這次地震很大，如果是主震型的，發生強余震的震級將很高，接近7級;如果是雙震型的，未來發生的地震還可能更大。這兩個情況都警示我們，要特別加強對強余震的監測。”
抓住能夠解決的問題：
建議繪制全國地震烈度圖
離四川汶川地震發生已經7天，通過政府和媒體的科普，公眾對地震雖有常識性了解，但對于很多專業問題仍很模糊。老院士們都表示自己有責任向公眾進行科普和解疑。
對于公眾非常關注的地震為何不能準確預報的問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地球科學部原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周秀驥給出了他的解釋：“100多年以前，氣象預報同樣也是看螞蟻搬家、燕子低飛，才知道要下雨了。經過100多年的科學發展，才到了今天的程度。”
氣象預報之所以有很大的發展，周秀驥認為是建立在堅實的科學基礎之上的。相對而言，地震只有地震站網，而地震站網只有在地震發生了以后才能獲得信息，并不知道地下的板塊怎么碰撞;而通過地形變化、GPS形變推到地下，還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再加上，固體力學的動力方程比流體力學方程要復雜得多，現在已經開始進行模擬實驗，但是離真正的預報，距離還是相當遠。“科學急不得，就像100多年以前要求天天作氣象預報，也是不可能的。我強調要把科學基礎不斷提高。”
周秀驥指出，氣象上的長期預報遠遠不如地震。分析國內發生的地震，都脫離不開地震活躍帶，因此，地震學家、地質學家能夠從長遠判斷地震發生在什么地方。地震的長期評估預測基本上是對的，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是究竟哪一天發生，但這不是短期能解決的事。
既然預報地震現在還是個公認的難題，周秀驥強調要抓住能夠解決的問題。“繪制全國地震烈度圖，開展全國烈度區劃。畢竟，人是第一位的。建議進一步開展全國的科學地震長期預報規劃，制定全國性規劃，并在開發建設時嚴格執行。”
重視積累和共享：
高層決策和科學研究需要集成
“慘不忍睹”是這次會議發言中經常出現的一個詞。
看到災區人民承受著巨大的災難，看到最前線的戰士們日夜救援，參會的各位專家心情很沉重，同時也感覺到作為科技工作者肩頭的重任，他們都認為這次地震災害對科學界提出了新的要求。
遙感、地學專家李小文院士建議，在國家層面上統籌遙感力量的使用和發展，從而做到數據共享、統一指揮、快速反應。這不僅有利于應對突發性事件，還有利于遙感學科的快速發展。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述彭前段時間身體不太好，但對這次地震災害仍然非常關注，帶病堅持參加這次討論會。他指出：“首先，一定要重視科技儲備，讓科技儲備為社會服務。其次，地學界有很多相關研究積累。面對自然災害，科技界應該將更多的科研成果共享，避免低水平重復。再次，應該加緊預警系統建設，將其與整個社會發展相聯系。最后，開展跨學科系統研究，因為災害本身是不分學科的，而且地理學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因素很多，相關學科領域需要更多努力，把地學真正作為一個系統科學發展起來，并在技術上給予充分保證。”
最后，秦大河院士對會議討論情況進行了總結。他說：“今年春天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和四川汶川地震，都和地學部的專業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兩次災害都反映了一個問題，就是高層決策和科學研究需要集成。一方面，要做到信息和數據的真正共享;另一方面，要發揮歷史資料的作用。我們科研工作者更要善于從前人的基礎上吸取營養，站在前人肩膀上前進。科學是需要一代一代繼承的。”
秦大河還特別指出，要注意預防次生災害，尤其是震區大型水庫、中小型水庫的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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