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投入遞增，何以我國基礎研究依然尷尬

“一個30歲的人，如果是學藝術的，也許他已經成名，家財萬貫；而一個30歲的研究人員，還處在知識的積累中。科學家都是‘苦行僧’，有信仰、有毅力方能成功。而成功的時候也許已經一把年紀了。所以不是還有部分科研人員為了快速成名，抄襲、剽竊嗎？”
 
去年12月26日，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博士生導師孫萬儒教授，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如此評價做基礎研究的尷尬。
 
基礎研究是激發原始性創新的源泉，是實現技術轉化的原動力，也是我國科技創新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在改革開放前期，我國非常重視基礎研究。1986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成立，開始支持基礎科學前沿的創新活動。同年又設立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支持高技術研究。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國開始實施“穩定地加強基礎研究”的發展戰略。1997年，我國設立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支持國民經濟領域中的重大基礎科學問題研究。
 
隨著全社會對基礎研究重要性認識的加深，我國基礎研究活動的規模不斷擴大，并實施了“知識創新工程”，基礎研究經費逐年增加。
 
據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我國基礎研究經費在2002年達到73.8億元，是1987年（4.5億元）的15.4倍。而按可比價計算，基礎研究經費年平均增長率1987~1995年期間只有7.2%，1995~2000年提高到 20.3%，2000~2002年達到25.1%。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4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首次突破百億大關，達到102億元，2005年、2006年分別達到135億元和148億元。最新發布的《200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07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180億元，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2006年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對我國研發投入提出了階段性目標。《綱要》指出，到2010年，將我國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提高到2%，2020年要達到2.5%以上，2010年全社會研發經費要達到3600億元，2020年達到9000億元。這一系列規劃旨在加強基礎研究，使得基礎研究經費的增長速度不斷加快。
 
在這樣的形勢下，基礎研究怎么還會出現孫萬儒教授所說的那般尷尬呢？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雖然每年都在不斷攀升，總量也已達到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是與美、日、德等傳統科技強國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人均值和占GDP的比例明顯偏低。
 
4月22日，科技部基礎研究司司長張先恩在接受《科技日報》采訪時指出，我國研發總支出占GDP的比例長期低于1%，近年雖逐漸增加到接近1.5%，仍低于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主要由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組成）國家（＞2.5%），而且其中大多用來發展實用技術，用于基礎研究的經費多年來僅為R&D（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的5%，遠低于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約20%以上）。
 
同時，從我國科學技術的長遠發展來看，我國科研經費的分配比例也并不合理。基礎研究經費所占比率太小，制約我國基礎研究的可持續性發展。
 
2007年，世界經合組織針對中國的科技創新體制評估報告中指出，在科研經費的分配方面，中國的科研支出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領域、更新設備和設施以及對于新產品的實驗研究，而在基礎研究、長期創新基礎平臺等領域的投入相對較少。
 
研發活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基礎研究階段、應用研究階段以及試驗開發研究階段。而《我國基礎研究投入的協調機制研究》報告指出，我國研發活動中，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以及試驗發展三者所占比例大致保持在1：3∶14。與此不同的是，目前美國、日本、德國等核心創新型國家，在基礎研究的投入強度上基本一致——大致保持在1∶2∶5的水平上，即基礎研究投入強度一般在12%~15%之間，應用研究投入強度一般在25%左右，試驗與發展投入強度在60%~63%之間。
 
導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占全社會研發經費的比重難以大幅度提高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國研發經費增長部分主要源于企業試驗發展活動規模的擴大，也就是對研發活動的第三階段的投入，而企業內部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很少，往往是由國家政府支出。所以，我國基礎研究活動雖然正以較快的速度發展，但相對于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總體規模和企業迅速增長的試驗發展活動而言，基礎研究投入仍處在較低的水平。
 
另一方面，現行科研評價體系對我國基礎研究的發展也有一定阻礙作用。基礎研究需要科研人員靜下心來進行長期地、系統地積累和探索。然而，“論文化”導向的科研評價體系簡單地將論文與職稱、學位、獎金等利益掛鉤，使得科研人員更多地受到物質利益的驅使，追求短期化效益，為論文而論文，重數量而輕質量，從長遠來看，不利于我國創新人才的培養和儲備，更不利于我國科學技術的可持續發展。
 
我國高校和科研機構在評價鑒定科技成果時，存在只注重研究的學術價值而忽視社會經濟價值的情況，致使科研人員往往注重成果在技術上的先進性和原理上的合理性，而忽視了可行性，能夠進入中試階段并最終形成產業的重大科研成果，可謂鳳毛麟角。
 
久而久之，許多科研人員缺乏經濟意識，大量研發經費最終換來的，只是放在抽屜里的論文。基礎研究與市場脫節，讓研究成果不能有效地轉化成產品，無法形成產業鏈乃至商業化，更不可能指望它們到國際市場上沖鋒陷陣。
 
“珠穆朗瑪峰只能出現在青藏高原，不可能出現在平原；諾貝爾科學獎、菲爾茲獎等科學明珠只會產生于人才高地、科學沃土。加強創新環境建設，再經過長期研究積累，我國原始性的頂尖科學成果一定會層出不窮。”科技部基礎研究司司長張先恩感慨道。
 
因此，我國在繼續增加基礎研究經費投入，調整研發經費比例的同時，政府和科學界更要努力營造可持續發展基礎研究的良好環境和氛圍，從完善我國的科技評價體系入手，逐步克服我國當前科技界的急躁情緒，扭轉我國當前科技界的急功近利傾向，將基礎研究真正培養成科技創新的沃土，讓基礎研究在“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發展戰略中起到更加關鍵的作用。
 
（作者為北京大學科學技術哲學專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