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賀電清華大學楊振寧百歲大會，潘建偉談若干往事

習近平賀電清華大學楊振寧百歲，潘建偉談若干往事

9月23日 由新華社報道 受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委托，教育部負責同志9月22日到清華大學看望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代表習近平贈送花籃，轉達習近平對他百歲生日的祝福，祝愿他健康長壽。9月22日下午，由清華大學、中國物理學會、香港中文大學聯合主辦的楊振寧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賀楊先生百歲華誕在清華大學舉行。會上，楊振寧先生以“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同途”為題發表了講話。

楊振寧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安徽合肥，上世紀40年代赴美留學任教。1957年，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原理與李政道一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提出的“楊－米爾斯規范場”論是20世紀物理學最為重要的成就之一。2003年起，楊振寧回國定居并在清華大學任教，在培養和延攬人才、促進中外學術交流等方面作出重要貢獻。

會上楊教授發表如下講話：我非常感謝清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跟中國物理學會合辦的慶祝我農歷一百歲的生日。我沒有想到你們請到了這么多人，跟我在不同的時候有過很多交往。我是整整五十年以前，1971年第一次訪問新中國。那個訪問是我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因為使得我對于新中國第一次有了一點認識，而這個認識對于以后50年我的人生軌跡有了非常大的影響。

那次訪問除了看了住院的父親以外，我還看見了很多親戚和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最親近的朋友就是鄧稼先。他1971年給我寫的一封信，最近發表在一本書里頭，這里頭的故事是這樣的，中國原子彈爆了以后，美國的報紙很快有種種的消息。其中一項我注意到，說是設計中國原子彈的人物里頭有鄧稼先。鄧稼先是我中學、大學、在美國的知心朋友，我想他跟我的關系不止是學術上的關系，也超過了兄弟的關系，所以對于這個消息我當然非常注意。另外一個消息我也注意到，是美國報紙上說毛主席派了飛機到陜北把美國物理學家寒春接到北京幫助中國制造原子彈。我認識寒春是因為我跟她在芝加哥大學同一個實驗室工作了20個月，而且她還要我教她中文。她沒有告訴我為什么，一直到1948年3月她告訴芝加哥大學系里所有的老師、學生，說她要到中國去跟她的男朋友結婚，在陜北。

因為這個緣故我一直很想知道這個消息是不是對的，很想知道中國的原子彈是不是中國人自己造出來，沒有經過外國人的幫忙。所以我在1971年4個禮拜的訪問之中就非常想問這些問題，問寒春參加中國的原子彈故事是真的還是假的？可是這是一個敏感的問題，所以我又不敢問。最后在北京幾個禮拜后，我要到上海去，從上海再過幾天就要飛回美國。在離開北京的時候，也是去飛機場的時候，鄧稼先送我。那個時候北京的飛機場很簡單，所以他陪我一直走到飛機的樓梯底下。我實在憋不住了，我問他寒春有沒有參加中國原子彈的設計？他說他覺得沒有，不過他說要跟組織上認證一下然后告訴我。

所以那天他就去跟組織接觸了，組織告訴他沒有外國人參加中國原子彈的制造，除了在最先的時候略微有一些蘇聯人的幫助，后來基本上是中國人自己做的。他就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在第二天派專人到上海，到的時候我在上海大廈，在吃飯的時候信差送來了這封信，這封信現在已經出版在我的一本新書里頭。這個信如果仔細看很有意思，因為它除了講他驗證了中國的原子彈基本沒有外國人參與，當然沒有寒春。這封信后邊還有幾段顯示得很清楚，他在那幾個禮拜里跟我見過好多次，他有想跟我說的話說不出來，所以他在信的尾巴上描述了一下他想要跟我講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講。在這個信的最后他這樣給了我一個期望，是“但愿人長久”，他把“千里共嬋娟”改了一下，變成“千里共同途”，當時我看了信以后沒有看懂這句話。“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我后來想了想，知道這是一個很深的意思。最近這個信發表了以后，仔細看了以后，我覺得今天五十年以后，我可以跟鄧稼先說：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說，我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矚望，我相信你也會滿意的。再見！

潘建偉：我與楊振寧先生交往的若干往事

楊振寧先生對中國科學的影響，不僅在于他自身取得的卓越成就，更在于一種莫大的精神鼓舞。楊振寧先生、李政道先生是首次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華人科學家，向世界證明了中國人同樣能夠做出頂尖的科學發現，激勵著眾多年輕學者投身于科學探索之中。一路走來，我自己從事的研究工作也一直得到楊先生的有益指引。我第一次見到楊先生，是在1992年6月。當時，中國科大為了慶祝楊先生70歲生日，舉辦了非線性科學與理論物理學術報告會。我當時剛剛本科畢業，興沖沖地一早就來到了會場，非常巧地正好坐在楊先生的身后。

那時候還沒有PPT，參會的謝希德、葛庭燧等老先生都是手拿膠片在幻燈機上邊寫邊講，將熟記于胸的復雜原理娓娓道來，對于我這樣一個年輕的學生，確實是感受到大師精于治學的風范，當然也聽不太懂。我還清晰地記得楊先生當時講過的一段話：對于你們年輕人來說，聽這樣的報告不一定馬上就能有所收獲，但也許在將來某個時刻，你會發現你以前所聽到的會影響你的一生。

實事求是地講，當年的那場學術報告對于當時的我而言過于深奧，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卻是楊先生的這句話；而沒過幾年，這句話就得到了應驗。1995年，我參加了葛墨林先生在南開大學舉辦的理論物理前沿研討會。當時我在科大讀研，學習的是量子物理基礎理論。我趁著理論物理研討的機會，希望可以與前輩們交流一下我碩士論文的內容，做了關于量子芝諾效應的報告。

在會議上，我了解到楊先生認為玻色-愛因斯坦凝聚（BEC）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果然，后來激光冷卻原子獲得了199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BEC的發現獲得了200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而當年Eric Cornell、Wolfgang Ketterle、Carl Wieman剛剛實驗實現BEC，楊先生就已經敏銳地洞察到了它的重要性，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到BEC這一概念。南開大學的這次會議，對我后來科研道路的發展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導作用。

1996年我到奧地利留學，從此進入了量子信息這一新興領域。最初我們開展的是量子光學實驗，但隨著理論和實驗技術的發展，由BEC而興起的超冷原子量子調控對于實現可擴展的量子模擬和計算的重要價值愈發顯現。因此，我在從事光量子信息研究的初期，就擬定了超冷原子量子模擬和量子計算這一長遠目標。時至今日，這個方向一直是我們實驗室工作的最重要內容之一。

2001年，我開始在中國科大組建實驗室，在國內開展光量子信息研究工作。正是為了超冷原子量子調控的夢想，在國內發展光量子信息技術的同時，2003年起，我又在德國洪堡基金會索菲亞獎（Sofja Kovalevskaja Prize）、歐盟瑪麗·居里杰出研究獎（Marie Curie Excellence Award）以及德國研究協會（DFG）Emmy Noether基金的支持下，在德國開展合作研究，積累相關的技術。

到了2004年，我們在國內的團隊取得了比較好的進展，當年在國際上首次實現了五光子糾纏，我國的量子信息實驗研究終于走在了國際前列。2005年3月，朱邦芬老師告訴我，楊先生對五光子糾纏的工作很感興趣，問我能否向楊先生介紹一下量子信息技術。

那是我第一次和楊先生面對面地交流。我們在楊先生的辦公室交談了整整一個上午，楊先生對我們的工作非常感興趣，末了還意猶未盡地邀請我到家里吃飯。通過與楊先生的交談，我感受到他雖然已是高齡，但思路卻非常的清晰，對于新鮮事物，比如我所從事的量子信息研究，更是如同孩童般充滿好奇，這也許就是楊先生之所以成為物理學大師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