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專家撰文探討“科研經費分配與管理”

　　近年來，隨著我國科研經費投入的增多，如何有效管理資金日益成為一個重要課題。本版圍繞“科研經費分配與管理”的話題，約請科技政策與管理方面的學者進行筆談，對科研經費的管理機制、評審制度和分配模式等問題作深入探討，以期推動相關的改革。

　　科研經費流失是制度問題

　　上世紀90年代，我在一個中心城市當科委主任，腦子里經常在想一個問題，科研項目如何找最合適的人來做，科研經費如何用在刀刃上?后來才知道，這是一個制度層面的問題，在當時是得不到答案的。這幾年，有關科研經費的效率問題，議論得很多，甚至海外也在關心這個問題。

　　近5年來，中國研發經費投入實現了每年20%左右的增長，2012年已達到10298億元，其中財政科技支出5600億元。按照匯率計算，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目前位居世界第三，投入強度在新興發展國家中居領先地位。然而，與此相悖的是，我國科技的國際競爭力卻逐年下降。以科技投入得出的論文產出為例，據ISI公布，這兩年全世界有6466名高引文科學家，其中美國4127人，500~100人的依次是英國、日本、德國、澳大利亞、瑞士和荷蘭，中國僅 39人。這39人中，香港20人，臺灣14人，大陸5人，其中還有2人在美國進修和工作。我國的科研勞動生產率本來就相當低下，從每萬名R&D人員國際科技論文數看，中國基礎研究領域的科研勞動生產率，大致是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1/5。從每萬名R&D人員發明ZL數量看就更低。每篇論文投入的成本卻高于這些國家。一些所謂的研究，既不產生新的知識，對企業也沒有幫助，大多數研發人員只是在做模仿跟蹤開發工作。近年來，不論是中國科協的調查還是財政部門的審計，以及許多個案研究，都說明我國的科研經費嚴重流失，真正用于科技開發的比例低，而用在開會、出差、接待上的比例非常高。科研經費的大量流失，是資源分配的制度出了問題。

　　首先，早有學者指出，我國科技資源的配置與使用效率低下，本質上是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下，忽視科技資源的資本屬性，以及科技資源主要依靠行政配置的結果;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科技資源的配置與使用效率問題，本質上是“科技資源”向“科技資本”轉型。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了，但是在科技、教育領域，計劃體制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科技領域中以行政手段配置為主導的本質基本未改變，從科研項目、基地建設、科研條件到關鍵材料、關鍵設備均納入計劃管理。計劃的制定，通常由政府部門制定所謂的原則、指導思想、優先領域和項目指南;然后從項目申報、審核、評估、立項、檢查、中期評估、監督與管理、項目鑒定驗收直至組織推廣應用，形成一個長過程的行政管理鏈。由于現行科技投入分為國家、地方和單位幾個層次，形成多部門、多層次構成的縱橫交織的科技計劃管理體系，因而資源分散，項目低水平重復。這些是造成科技投入效率低下的制度原因，其直接后果就是中國很少產生具有創造性知識產權的重大科技成果，也難以推動革命性創新。甚至一些所謂大計劃成為腐敗的重災區。

　　其次，毫無疑問，只要科技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過度的行政化，必定會帶來權力尋租，因而腐敗嚴重。和其他領域一樣，科研經費的配置也有不少潛規則：科技經費補貼多少、按多少比例返還，已是公開的秘密;違規干預專家評審、項目立項、經費安排等等，更是行政部門的常態。最近，某省科技廳長和省會城市科技局長雙雙落馬，是這種過度行政化管理導致系統腐敗的結果。正如愛因斯坦說的：“只要碰上機會，任何人類活動的領域都是合適的，他們究竟成為工程師、官吏、商人還是科學家，完全取決于環境。”科技腐敗是權力腐敗的衍生品。現在，在大學和科研單位，最牛的人是能拿到科研項目的，也就是說能搞到錢的人。搞不到項目和錢，科研水平再高也是白搭;能搞到項目和錢，什么都不做甚至沒有科研人員都沒有關系，可以承包下去。學術腐敗和權力腐敗結合十分可怕，申報項目時轟轟烈烈，結題時草草收場。一套結題驗收的形式走下來，科研單位得到了實惠。行政部門及其官員可以把言過其實甚至子虛烏有的“科研成果”當成政績。項目承包人和首席科學家有了職務和職稱晉升條件。科研投入的不合理，使科研人員忙于拉關系、跑項目，重申報、輕研究，一些科研人員甚至把課題當成“圈錢”的手段。這幾年，學術腐敗累累曝光，科研人員反映強烈，但并未引起相關部門的充分重視，說是“零容忍”，實則很容忍，處理普遍過輕，有法不治眾的趨勢，震驚全國的“漢芯”事件也只是撤了當事人的職務。如果不能有效整治腐敗現象，難于建立起誠信制度，必將敗壞科研傳統和作風，自廢“長城”。

　　再次，發揮第三方評估機構作用不夠，政府轉變職能只停留在口頭上。近年來，大學評估的行政化，證明弊端甚多，大量造假幾成災難，專家的評估難做到公平、公正。由政府主導的科研項目評審也是一樣，科研經費配置不盡合理，“馬太效應”無處不在。一些名人成了科研專業戶，常年多個項目，根本不可能親自研究。中國的院士、“某某學者”為什么成為香餑餑，就是因為能拿到項目，張曙光賄選院士事件揭開的也許只是冰山一角。全世界的院士可能都沒有中國的院士忙，不少院士據說每年有近百天在飛機上。大學也是這樣，有的名校每年幾十億元、近百億元課題費，效果并不那么好。據對30所“985工程”院校科研效率的實證分析，政府投入比例80%~90%的高校和政府投入 20%~30%的高校產出論文數和ZL數差不多，因為超出科研能力的投入是不會有效果的。要真正轉變政府職能，實現一些不必要權限的退出機制，讓科研經費的“主審”從政府官員轉移到中介機構、金融機構和評估專家，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同行評議”。

　　最后，科研經費要靠制度監督和科學管理。科研經費逐步從過去的“政府出錢，企業研發”過渡到“企業出錢、政府補貼”的方式，財政的錢主要應該放在技術服務平臺上形成競爭態勢。科研立項要全程公開透明，接受監督。要建立科研分類評價體系，我曾與科學計量學泰斗布勞溫的大弟子討論過，大學評估要注重學科專業水平和專業能力的評估，而不是放在大學規模、研究生數量上，要建立科研誠信制度包括污點記錄。在探索性的研究上，要允許不在“指南”上的偏題、怪題立項。科技創新的源頭是科技人員的原始沖動，喬布斯、發明手機的好萊塢演員貝蒂·拉姆就是生動的例子。創新有時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要鼓勵探索，寬容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