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產教“結合”到產教“融合”意味著什么

多年來，伴隨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為持續統籌經濟與教育的協同發展，我國高等教育也在持續變革，而產教關系作為其中的一大關鍵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從歷史上看，不同階段的產教關系經歷了從產教結合到校企合作，再到產教融合的三個階段。各階段變化的核心盡管都是為了推動產業與教育的深度對接，促進二者的良性互動，但其政策要義卻經歷了從人才培養方式到人才培養模式，再到人才培養制度的轉變。

那么，這種演變對于高校和產業而言，意味著什么？

關系嬗變：從“結合”“合作”到“融合”

改革開放后，鑒于我國社會經濟重建與恢復缺乏大量掌握專業知識與實踐技能的人才，為盡快改善教育落后的狀況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奠定基礎，自1991年至2003年，我國推行了若干產教結合相關政策，以期推動教育與社會發展相結合。

在這一階段，相關政策的核心目的在于通過教學與生產相結合的形式，提升大學生的實踐能力，強調教育與產業間的密切關系。該階段的政策目標多集中于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服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任務。基于該目標，職業教育成為了迅速恢復和發展國內經濟、服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助推器，而產教結合則是發展職業教育、為社會培養實踐型人才的一大主要方式。

進入21世紀，隨著經濟社會生產結構的調整，市場對高質量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愈加旺盛，這要求教育培養的人才需進一步提升素質和技術技能。此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與完善賦予了市場空前活力，各類企業迅速壯大，并獲得了一定的市場“話語權”。

因此，原來僅在院校主導下的產教結合越發不能滿足市場需求。與方興未艾的企業相比，校辦產業無論設備、技術還是資金都望塵莫及，這迫使政府必須重新審視校企關系。

2004年，“校企合作”的新概念被首次提出，一系列與之相關的新政策陸續出臺，從此政策發展進入“校企合作”階段。

2012年，黨的十八大確立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及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并將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給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提出了新挑戰。

為了真正解決以往留下的產教分離的“兩張皮”問題，我國于2013年首次提出產教融合政策，目的在于進一步建立、健全行業企業參與辦學的體制機制，校企聯動開發課程，完善人才培養模式，同時企業可以參與院校教育質量的監測評估。隨后的一系列政策更在此基礎上不斷完善“產教融合”的方方面面。

從產教結合到校企合作，再到產教融合，這三個階段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聯系在于三個階段政策是政府對高教與產業關系認識不斷升級的過程，代表著政策的1.0版、2.0版和3.0版；區別則在于三個階段政策分別指向人才培養的方式、人才培養的模式和人才培養的制度。

政策演化：從“方式”“模式”到“制度”

產教結合政策強調的是高校的主體地位，通過產業與教育的結合，滿足高校人才培養的需求，建立高校與社會需求的聯結，并進一步提升高校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影響力，助推區域經濟發展。

該政策的核心在于解決高校自身人才培養中存在的學生實踐動手能力差等問題。換言之，其要解決的仍是教育自身的問題，甚至是高校個體層面的問題。因此，產教結合是在既定人才培養目標前提下的一種方法或手段，其實質是一種人才培養方式。

校企合作政策強調的是校企之間深入合作的互動關系，其合作的形式、種類明顯比上一階段更豐富，如增加職業教育實訓基地建設、職業院校培養、企業崗位培訓、名師帶徒等。

從政策目標上看，該階段開始留意并重視企業需求和社會需求，強調要“深化教育教學改革，適應社會和企業需求”，并“以就業為導向改革與發展職業教育，服務經濟社會，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對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能型人才的迫切要求，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由此可見，該階段的政策越發重視企業作為重要參與主體的地位和作用，并開始注重企業的價值訴求，其要解決的問題不是教育自身的問題，更不是學校個體層面的問題，而是教育與產業共同發展的問題。

校企合作實則是基于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而重構的人才培養目標，包括知識、能力與素質結構，以及為實現該目標而采取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其實質是將人才培養目標與培養方式融為一體的人才培養模式。

相較于前兩者，產教融合強調的是產業與教育融為一體，產業發展促進教育發展，教育也為產業發展提供人才、技術等資源，二者相融的同時，也保持相對獨立性。

從目標上看，該政策主要是為了探索校企協同育人的長效機制，進一步了解企業訴求，更好解決校企之間的矛盾，推動形成教育和產業統籌融合、良性互動的發展格局。

應該說，該階段的政策價值考量已由“院校為主導”轉為“院校和企業雙主體”，院校將企業及社會用人標準貫穿于人才培養的始終，培養人才的同時注重為企業服務。經由產教融合的制度模式打通校企之間的壁壘，院校進一步助力企業提升科技創新水平、產品研發水平、技術水平以及改善企業內部管理等，創造雙贏局面。

因此，產教融合不僅是一種人才培養模式，更是一種人才培養制度，其明確了行業企業也是人才培養的重要主體。該政策徹底打破了現有的高教管理體制、制度以及高校教育制度范疇，是對高等教育與產業關系認識的一次飛躍，也是新型的高等教育與產業關系在人才培養領域的具體體現。

從“高教管理體制”到“高校教育制度”

人才培養方式、人才培養模式和人才培養制度之間既有區別，又有一定的聯系。在字義層面，人才培養方式通常指為培養人才而采取的方法和式樣，人才培養模式則通常指人才培養采取的標準化樣式，二者的核心區別在于后者不僅包括前者，還包括人才的知識、能力、素質等結構目標。同時，后者所指的“人才培養方式”通常是經過多年實踐證明已經成熟的方式。

相比之下，人才培養制度則是指相關工作需要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動準則。

在產教融合的場域下，人才培養方式或模式與人才培養制度息息相關。可以說，后者是基于前兩者的發展而形成的，產教結合和校企合作仍是產教融合的要義之一。但其內容和范圍要比前兩者更豐富——不僅觀照產業與教育關系實現的方式，更關注產業與教育關系的實質，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問題。

此外，人才培養方式或模式只是在某種理論層面指導校企合作的運營方式，但是否執行以及執行效果如何，并不是它所涉及的范疇。而人才培養制度則是一種可以約束個體行為的管理規范，目的在于解決更深層次問題，同時更關注產教融合的具體實踐及效果。

高教制度是國家為維持高教活動開展而提出的相對穩固、明確的規定與要求，是承接宏觀高教管理體制和微觀學校教育制度的樞紐。產教融合作為高教制度的內涵之一，本身尚處于不成熟階段。這要求產教融合不能停留在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層面，必須對現有高教管理體制與高校教育制度進行重構。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社會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基于新型產教關系的產教融合政策必須得到全面落實。

在這方面，政府應在高教管理體制方面進行深入探索，在現有政策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產教融合政策體系，著重于進一步厘清校企在高等人才培養上的主體責任劃分，并完善相應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加強主體間的合作規范。

高校應積極主動探索學校教育制度改革，主動放棄“自己是人才培養唯一主體”的觀念，構建與行業企業融合辦學的體制機制，并逐漸從被動需求轉為主動供給，在人才與技術等方面加強自身參與合作的能力。

行業企業也要積極樹立辦學主體責任意識，將高等人才培養納入自身的體制和機制中，更好發揮行業企業在人才培養上的主體作用，真正打通產業鏈與教育鏈的鏈接，實現“產”與“教”兩系統的一體化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