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分類評價為抓手，打破高校“歧視鏈”

在剛剛過去的2021年，發生了很多足以影響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事件，其中就包括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提出要推進高校分類評價，引導不同類型高校科學定位，辦出特色和水平。國家權威文件明確高校要開展分類評價，這也從一個側面強調了要正視高校類別差異的問題。

長期以來，盡管國內高校的分類方式眾多，但有一點似乎已達成共識，即分類的結局往往演變成了分層（層次）。例如，按科研情況和研究生數量把高校分成綜合型大學、研究教學型或教學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等，在人們的心目中，它們的層次顯然依次下降。說得更直白些，如今國內高等教育已基本上形成重點大學（原“985工程”、原“211工程”、“雙一流”建設高校等）、一本高校、二本高校、三本高校、高職高專類高校等自上而下的高校層次體系。

高校分層嚴重挫傷了部分師生員工的尊嚴、地位，以及高校辦學積極性和主動性，客觀上也成為不少教育頑疾難以得到有效治理的根源。

從理論上講，高校分類評價就是要促使高校形成從“一列縱隊”向“多列縱隊”，直至最終實現各類高校“齊頭并進”的發展格局，這也是中國高等教育均衡和充分發展、人民滿意教育的美好藍圖。當前則要通過分類評價重塑學界內外人士“高校有類別、無級別”的教育理念，切實賦予各類高校在各自類別“縱向爭先”創一流的機會，相信這對于激發各類高校辦學活力、引導國人接受多元人才觀、提升中國高等教育總體質量，以及完善高等教育結構體系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深遠意義。

具體而言，高校分類評價的科學實施將有助于以下幾大問題的迎刃而解：

首先，扭轉高等教育中的高校“歧視鏈”問題。國內高校“歧視鏈”現象廣泛存在。從粗線條看，就有清華北大>其他原 “985工程”高校>原“211工程”高校>一本高校>二本高校>三本、高職、高專類高校等（“>”代表高校層次高低）一說。再看細線條，各層級內的“歧視鏈”更是五花八門，恕不再贅言。

講到高校“歧視鏈”問題，就不得不提到原“211工程”高校和原“985工程”高校。眾所周知，雖然國家早在2016年就已經宣布終結兩大工程，但其稱謂依然在社會上被廣泛使用，且有相當一部分人并不關注這批高校的目標實現與否、效益如何，反倒把國家的重點投入當作了歧視其他高校的“資本”。

對于高校“歧視鏈”，除了需要通過制定國家政策法規予以遏制外，縮小各類高校發展差距也是關鍵。事實上，在國家對綜合型、研究型高校已集中投入較多資金的前提下，強調這類高校擴大經費來源渠道、增強自身“造血”功能，同時將國家資金向技術型、技能型等類別院校適當傾斜，已經是較多有識之士的呼聲。各類院校“齊頭并進”，高校類別歧視的“由頭”就不復存在了。

其次，解決各類高校辦出特色和水平的問題。遵循高深知識生產規律，專業性無疑是高等教育的本質屬性，所以以專業、學科為基礎的高校分類非常普遍。

按照教育部對學科的劃分和大學各學科的比例，高校可以劃分為綜合類、理工類、師范類等13大類；也有學者把高校分為學科型與應用型、綜合性與行業性、巨型大學和小型學院等；上海市正在實施的高校分類評價工作將高校劃分為學術研究型、應用研究型、應用技術型和應用技能型四大類。

無論哪種分類，各類高校的定位以及辦學側重點都各不相同。然而，如果高校類別存在層次高低，那么“低層次”高校想要通過更名和升格來提升檔次便無可厚非。如果高校把“越層次”作為辦學的最高目標和成就，自然會把心思都放在追求各種硬性評價指標上，哪還有可能辦出特色和水平？

引導各類高校在各自類別內辦出一流大學是教育發展的現實需求，因此，我們也應該支持有雄心的高校喊出建設一流政法大學、一流會計學院等口號。事實上，業內已經有專家認為，國內有的音樂學院、體育學院可能更率先進入世界一流，因為它們培養出了世界級頂尖人才，這樣的理由的確頗為充分。

此外，當下還要格外關注職教大類高校高質量發展的問題。國家明確要“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大力培養技術技能人才”，如果中職、高職能夠辦出一流，并與普通高等教育“各領風騷”，職教系列的師生員工以及學生家長何來自卑？職業教育一定會更吸引大眾。

最后，促成基礎教育學生及家長的減負問題。自“雙減”政策頒布以來，國家上下整改、配套措施執行到位，初步成效顯著。但依然有一個問題不容忽視，那就是還有不少學生及其家長在主動甚至想方設法地尋求課外補課機會，這在客觀上給國家整治校外培訓工作帶來了難度。

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當學生及其家長對“減負”從“他律”走向“自覺”時，“雙減”才算真正大功告成。難道學生及其家長不愿意“減負”？非也。“雙減”減掉的是學生過重的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同時也減掉了家長的教育支出和相應的精力負擔，這都是學生及其家長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減負”難的癥結在于大多數學生都把上“雙一流”、原“985工程”、原“211工程”高校等“好大學”作為學業進級的“剛性”目標，而“好大學”的名額有限，學生為了學業“搏殺”而“加班加點”學習也就在所難免了。

從本質上講，基礎教育階段學生“減負”工作需要國家整體教育結構體系的配套支撐。如果各類別高校的優質教育資源充裕，“雙非”及其他院校的畢業生也能得到憑本事成才的機會，相信會在最大限度上減輕學生為上“好大學”競爭而帶給基礎教育的巨大負擔。

如果有一天，各類高校畢業生都能得到全社會的尊重并擁有公平公正的競爭權利，相信越來越多的家長會支持兒女按興趣愛好、智能差異等特質來理性選擇發展方向，“雙減”也就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