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藥代購案”撤訴留下的遺憾

　　近日，一位名叫陸勇的“慢性粒細胞白血病”（血癌的一種）患者，通過網購的信用卡為很多病友代購了印度產仿制藥“格列衛”，被稱為抗癌藥“代購第一人”。為此，他被湖南省沅江市檢察院以涉嫌“妨礙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提起公訴。消息曝出，493名白血病患者曾聯名寫信，請求對陸勇免予刑事處罰……1月30日，檢察機關撤回了對陸勇的起訴，法院也對“撤回起訴”作出裁定。不過，無論是被抓，還是被放，陸勇都在云里霧里。即使是陸勇的代理律師張青松，對這場意外的撤訴也只能說個大概，并沒有得到撤訴的具體原因（據2月1日中國之聲報道）。

　　新聞中提到的“格列衛”，是一種用于治療血癌和胃腸癌的特效藥。據相關報道，一個月一盒格列衛，終生不斷藥，對于幸運的病人而言，白血病就成了一種慢性病，可以長期存活。藥是好藥，沒問題，只不過，瑞士諾華公司生產的正版“格列衛”一盒需要23500元，而從印度購回的仿瑞士“格列衛”呢，團購價一盒才200元，藥效相同，價格相差百倍。

　　由于廉價的印度版“格列衛”沒有在中國藥監部門注冊，按照法律規定，沒有注冊的藥物，就是“假藥”。根據《刑法修正案》第八條：“只要有主觀故意生產、銷售假藥的行為，即構成犯罪，不管是否牟利，是否發生實際人身傷害。”那么，對于不少吃不起正版藥的血癌患者來說，也就意味著，必須在“保命”與“違法”之間作出艱難選擇。于是，數以萬計的中國癌癥患者出于求生渴望自發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地下購買市場”。

　　“格列衛”之所以貴，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在于：盡管就格列衛而言，諾華公司的ZL到2013年4月份在中國的ZL就過期了，但在《藥品政府定價》規定中，即使ZL過期的藥物，也通過“原研藥”的方式，進行價格保護。

　　藥品創新，需要ZL保護的環境，但ZL藥品價格，是不是就該只由藥廠說了算呢？專欄作家劉遠舉在其《高價ZL藥背后的政治思維》的博文中說，“在很多國家，都存在以各種各樣目的集結起來的公民組織，這些組織游說的能力也很強，某種程度上達到了與藥廠制衡的作用。所以，對于ZL產品的價格，不能僅僅從市場角度去看，也應該包含其他領域的討價還價，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正常的ZL產品價格協商機制。問題恰恰在于，這種本來應該存在、正常的、符合規律的ZL博弈，在中國并不存在。”另外，根據WTO的《多哈宣言》、《關于知識產權協議（TRIPS）與公共健康的宣言》等協議，WTO成員方在其國內公共健康出現緊急狀況時，在未獲ZL權人許可的情況下，可實行“ZL強制許可制度”強制使用其ZL。國際上這種例子并不少見，除了印度、巴西、南非等國家，咱們的近鄰泰國也曾利用WTO的TRIPS協議中的條款，以“強制許可”為籌碼，成功地與諾華討價還價，最終讓諾華公司承諾對泰國全民健康保險計劃內的癌癥患者全部免費提供該藥。

　　“仿制藥代購案”被媒體披露后，當事人陸勇曾表示，“如果自己這場官司能讓此類問題得到社會關注，也算對社會的貢獻。”就算他被判有罪，如果能推動國家層面采取行動以談判讓“格列衛”降價，或者將其納入醫保，或者推動相關法律規定的完善，也是有價值的。現在看來，他可能也沒想到，司法部門通過“撤訴”，便輕而易舉地回避了“仿制藥代購案”背后存在的法律與倫理沖突。

　　現代法學先驅漢密爾頓說過，“法律如果沒有法院來闡說和界定其真正含義和實際操作就是一紙空文。”對于“仿制藥代購案”，公眾輿論的密切關注，并不是要影響司法程序，而是期望從中看到契合價值期待的司法作為。記得陸勇因為“仿制藥代購案”被捕后，有血癌患者在網上發帖稱：“國內有數萬名血癌患者，他們中大多數人的生死沒有得到關注，病友自救卻遭打壓，今后的出路又何在？為何不能讓人有尊嚴地活下去？”對于這個問題，在法治社會，理想的方式，是通過一個經典判例，讓法律給出明確的回應。而隨著“仿制藥代購案”的撤訴，司法機關自始至終，都不曾宣示出明確的價值立場，不曾創造性地引用法條來回應民意的訴求。同時，也就意味著，“代購抗癌藥”一類的行為，其司法定性和違法風險依然可能存在。

　　2014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提名作品《達拉斯買家俱樂部》，講述了一個類似“仿制藥代購案”的故事：主人公Ron是一名艾滋病晚期患者，他走私來自世界各地未經批準的藥物，來為自己和病友延長生命。為此，Ron的辦公室經常受到警察的搜查，還要面對美國藥監局（FDA）的指控。最終，Ron將FDA告上了法庭，法院裁決Ron有權利為了生存獲取用于治療自己的藥物。片中法官的一段話引人深思，法官對FDA說：“你們直接干擾連病人自身都認為無害的藥物流通，法庭深感困擾。FDA的成立是為了保護人民，而不是阻止他們獲得救助。有時候我們的法律制定得不合情理，如果一個人被確認已經病入膏肓，他們應該有權使用他們認為會有幫助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