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基礎醫學深入研究，高新科技檢測技術在檢驗醫學的廣泛應用，使國內血液各項檢查項目水平明顯提高，但相比之下，先進的技術及方法在體液學常規檢查中應用較少，為了提高我國體液學檢測水平，現將近年來國內外進展綜述如下。
一、尿液沉渣檢查及尿液蛋白分析
1.尿沉渣檢驗方法學進展主要是顯微鏡檢查的標準化和沉渣中有形成份分析方法的改進。近年來，美國臨床實驗室標準委員會(NCCLS)，歐洲臨床實驗室標準委員會(ECCLS)，日本臨床實驗室標準委員會(JCCLS)和我國(1995年武夷山會議)先后制定的尿沉渣顯微鏡檢查法的推薦方法或試行方案，其中包括尿液標本的采集，保存，運輸；標本的制作(包括特殊的離心管和標準尿板，離心力的要求，載玻片的標準)操作規程及報告方式(XXX個細胞/μl )等，這些方法學的改進使實驗結果更精確，更準確，更有實驗結果動態分析的可比性。
2.尿沉渣有形成份分析進展主要有：(1)利用干化學試帶法檢查尿中白細胞，紅細胞，進行顯微鏡檢查的篩選。(2)利用平面流動池中連續位點圖像攝影系統，攝置尿沉渣粒子的靜止圖象，對尿沉渣粒子進行自動分類，電腦儲存等，形成獨立的尿沉渣自動分析儀，或用流式細胞術結合電阻抗原檢測尿中細胞成份，進行定量分析的全自動尿沉渣分析儀如UF-100。(3)在干涉顯微鏡下觀察尿沉渣中細胞管型，清晰度明顯提高；相差顯微鏡中由于視野明暗反差大，故對不典型紅細胞及血小板易與識別。用透射電鏡對尿沉渣的超薄切片進行觀察，可準確的診斷細菌管型，白色念珠菌管型(見于腎膿腫及白色念珠敗血癥患者)及血小板管型(見于急性彌漫性血管內凝血患者)。用偏振光顯微鏡檢查尿沉渣，易于識別脂肪管型中的成份。(4)采用尿沉渣活體染色及細胞化學染色法等多種染色法來識別各種管型，如結晶紫-沙黃染色，可識別管型(尤其是透明管型)，并能區別存活及死亡的中性粒細胞和檢出閃光細胞。用巴氏染色觀察有形成份的細微結構，對尿路腫瘤細胞和腎移植排異反應具有診斷意義。細胞過氧化物酶染色，可鑒別不典型紅細胞和白細胞，并可區別中性粒細胞管型及腎上皮細胞管型。用酸性磷酸酶染色，可區分透明管型與顆粒管型。(5)應用單克隆抗體技術識別各種細胞。臨床上可根據出現的不同細胞而診斷一些疑難的腎病如新月體腎炎，藥物引起的急性問質性腎炎，腎小管壞死等。因此尿沉渣檢查方法是很有發展前途的實驗檢查方法。
3.尿蛋白成份分析對腎病的診斷治療以及愈后觀察都具有重要意義，這些指標包括：(1)尿微量白蛋白檢測：a.腎小球損傷時，尿中白蛋白排出量明顯升高，其升高程度與腎小球損傷的程度相關；b.可對糖尿病性腎病，重金屬及藥物中毒等腎病早期發現、診斷和療效觀察提供參考依據；控制不良的糖尿病，常發生腎臟損害，尿中白蛋白排出量增加是最早出現的指標之一，還可能通過檢測尿白蛋白濃度對糖尿病性腎病分期及愈后作出判斷。(2)尿中免疫球蛋白濃度測定及尿中游離輕鏈分析。尿中游離輕鏈(本周氏蛋白)的檢測對診斷輕鏈病是不可缺少的步驟，并對多發性骨髓瘤等疾病的預后判斷也有一定幫助。免疫濁度分析定量分析γ或λ輕鏈的濃度，測定結果可靠，對M蛋白Ig類型的鑒別，以及尿輕鏈的檢測，對單克隆丙球蛋白病的診斷、分類和預后都有一定參考價值。例如IgG型骨髓瘤常較IgA型或輕鏈型預后好。IgD型骨髓瘤的預后常較差，其發病年齡往往較其它類型為輕，且以λ型占多數。(3)選擇性蛋白尿測定腎小球濾膜正常時只能使分子量＜70 000的蛋白質濾過，分子量＞70 000的蛋白質不能濾過，稱為蛋白尿的選擇性。如果尿蛋白排出增多，但分子量仍以低分子蛋白質為主者，即腎小球濾過膜的結構仍保持原有大小的孔徑，稱為高選擇性蛋白尿，表示病情不太嚴重，而且用類固醇激素治療效果較好。反之如果高分子量的蛋白質排出增多，表示選擇性降低，病情也較嚴重。通過尿IgG/血清/IgG值除以尿ALb/血清白蛋白(ALb)的值，即為選擇系數，選擇性系數＜0.1為高選擇性蛋白尿，表示病變輕微；選擇性系數在0.1～0.2之間為中度選擇性蛋白尿，表示病情一般；選擇性系數＞0.2為非選擇性或低選擇蛋白尿，表示病變嚴重。高度選擇性多見于微小病變，對激素和免疫抑制劑療效較好；低度選擇性多見于膜增性腎炎，局灶性節段性腎小球硬化或膜性腎病后期，對激素和免疫抑制劑反應差。(4)尿中補體測定對腎病的診斷、鑒別診斷頗有意義。各種原發性腎小球腎炎及大多數急性腎炎，尿中往往補體C3陰性；而膜性增殖性腎小球腎炎。膜性腎病、狼瘡性腎炎活動性等慢性腎病尿中補體C3大多為陽性，因此，測定尿中C3可對此類腎病作鑒別診斷。尿中補體測定可用于估計激素療效和預后。尿中C3陽性的腎小球疾病患者較陰性患者病情重，含量越高病情越重。如腎病綜合征患者尿中C3測定為陰性，對激素治療則敏感。尿C3測定在腎小球疾病的預后上也有一定參考價值，它與尿內溶菌酶測定的關系相當密切，C3陽性者溶菌酶基本陽性。腎小球疾患溶菌酶增加，表明間質已有損害，是預后不良的表現。臨床上所見C3陽性的腎小球疾患，其病理變化也多較重。(5)β2-微球蛋白(β2-MG)測定了解腎小球濾過功能，其敏感度顯著高于目前常規應用的血肌酐測定，當血肌酐還不能反應異常時，血β2-MG已顯示腎功能的異常。對IGA腎病，尤其是腎小球硬化者，即使腎功能正常，β2-MG也增高，可能由于該類疾病的患者體內免疫反應較強，淋巴細胞被激活，從T和B淋巴細胞中釋放的β2-MG增加之故。對于重金屬中毒腎損害的流行病調查，尿β2-MG可作為篩選試驗。β2-MG水平為小管間質性疾病的靈敏指標，如Bartter綜合征，萬可尼綜合征，Willson′s病，以及原發性腎炎等，尿中β2-MG均升高。(6)尿α1-微球蛋白測定腎小球。腎小管發生病變時，尿α1-MG水平升高，與判斷腎功能的另外二項指標β2-MG和肌酐(Cr)呈密切相關。肌酐廓清率(Ccr)在100 ml/分以下時，α1-微球蛋白升高，為80 ml/分以下時，β2-MG開始升高。可見α1-微球蛋白比β2-MG敏感，而且患惡性腫瘤時不升高，因此，與β2-MG相比，α1-MG在早期和鑒別診斷腎功能方面更具有臨床價值。
二、男性學檢驗方法學進展
男性學檢驗使精液分析從簡單顯微鏡形態學檢查發展到多學科實驗參數分析，使臨床能從生精細胞，睪丸，附睪，精囊，前列腺，尿道多部位分析病因與病理進行不育癥的診斷與治療。包括：(1)精子活力從目測法發展為質量分析儀自動法，精子活率從目測法改為組化法。(2)精液中白細胞檢查，用WHO公布甲苯胺藍過氧化酶染色區別生精細胞與白細胞；白細胞＞10×109/L的不育患者稱為白細胞精子癥（見于附屬腺炎癥）。(3)生精細胞形態學檢查，正常人精子發育過程為：精原細胞（1.9%），初級精母細胞（9.3%）、次級精母細胞（7.5%）、精子（81.1%）；不育組分別為7.0%，9.2%，9.7%， 74.0%，可見進行精子細胞學形態分析對不育癥診斷與治療有重要意義。(4)生化學與免疫學分析可幫助男性生殖系各器管的病變。比如精液果糖測定(精囊) 精液檸檬酸(前列腺)，精液酸性磷酸酶(前列腺)，精液肉堿(附睪、精囊)，LDH-X(存在睪丸初級精母細胞、精子細胞中)，頂體酶(精子頂體內膜)，抗精子抗體及鋅的檢測。鋅在機體中的總量為1.5G左右，它主要集中于睪丸，附睪和前列腺，精液內含量特別豐富，精漿比血漿中鋅的濃度高100倍以上。現在認為；a.鋅缺乏能明顯抑制腦垂體促性腺激素的釋放，使性腺發育不良，或使性腺的生殖和內分泌功能發生障礙。b.鋅直接參與精子生成、成熟、激活和獲能過程，對精子活動、代謝及其穩定性都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證明，鋅具有延緩精子膜的脂質氧化，維持胞膜結構的完整性和穩定性，使精子保持良好的活力。精子通過精漿中的鋅與胞核染色質的琉基結合，避免染色體過早解聚，有利于受精。c.鋅參與乳酸脫氫酶，脫氫酶及羧肽酶A的組成，是很多酶的輔因子，因此鋅不足可影響酶的活性，進而影響生殖，內分泌的功能。
三、漿膜腔積液檢查進展
漿膜腔積液檢查的內容日益增多，相關的實驗技術也不斷地提高，從以前化學及顯微鏡方法鑒別炎癥與非炎癥發展到用免疫學、生化學等方法鑒別引起漿膜腔積液的良性與惡性腫瘤甚至用液相色譜等手段對腫瘤進行定位檢查，實驗方法和技術的進步使疾病的診斷更為明確，現代的漿膜腔積液的實驗室檢查已成為臨床疾病診斷的重要手段。常用項目有：(1)新的滲出液與漏出液分類法：包括3個指標：a.胸腹液LDH的比值＞0.6。b.胸腹蛋白同血漿蛋白比值＞0.5。c.胸腹液IgG，IgA比值＞0.5，提示為滲出液，大約90%的胸腹水滲出液顯示上述改變。(2)乳酸脫氫酶（LDH）活性測定，主要用于滲出液和漏出液的鑒別。(3)腺苷脫氫酶（ADA）總活性：對結核性積液的診斷有重要參考價值。(4)纖維連接蛋白（fibronectin， FN）對鑒別診斷惡性，非惡性腹水的準確性達100%。惡性腹水FN顯著高于肝硬化腹水（P＜0.001 ）。(5)有人證實胸腔積液中的IBP含量可作為腫瘤性積液與結核性胸膜炎性積液的鑒別診斷指標，胸水中的IBP＞1 500 mg/ml，則為腫瘤性積液的可能性較大。(6)經研究證實，有93%結核性胸水患者胸水溶菌酶的含量同血清溶菌酶含量的比值＞1.0，而100%惡性胸水患者此比值＜1.0。(7)β2-MG蛋白對鑒別結核性積液和非結核性積液有一定的價值。另外風濕性胸腔積液和淋巴瘤并發的胸腔積液中，其含量也會升高，尤以后者最為顯著。但在其它疾病引發的胸腔積液，包括惡性腫瘤和系統性紅斑狼瘡，其中β2-MG均明顯低于結核病、風濕病和淋巴瘤。(8)不同疾病漿膜腔積液中的纖維蛋白降解產物(FDP)含量不同，筆者的資料顯示，惡性腫瘤、結核性胸膜炎及腹膜胸腹水的FDP均值水平顯著高于肝硬化、肝癌。因此檢測胸腹水FDP，可以用作惡性腫瘤、結核與其他疾病診斷和鑒別診斷的指標。(9)炎癥時C-反應蛋白(CRP)結果較高，檢出率為100%，因為CRP是一種急性期反應蛋白，當由于炎癥而導致腹水或胸水形成時，其中CRP含量的檢測對炎癥的診斷有一定價值。
FCM用于漿膜腔積液檢查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DNA含量分析，腫瘤細胞抗原的測定，淋巴細胞的免疫表型分析。
1.DNA含量分析：用FCM進行單個細胞DNA定量，臨床上主要用于細胞遺傳學和細胞動力學的研究。從分子生物學角度，將增殖周期分為四個階段，第1階段為DNA復制前期(G1期)此階段DNA含量為2N，第2階段為DNA復制期(S期)，此期DNA含量在2～4N之間，一旦DNA含量為4N，即進入G2期，第四階段為分裂期。因此，FCM DNA定量可將形態上不易區別的群體細胞分成3個群(即G，S和G2期)，這3個群體細胞對不同的化療藥物反映不同。因此，細胞動力學的研究可利用藥物的選擇，療效的觀察及愈后的估計。另外腫瘤細胞多存在染色體的數目變化，也即DNA含量的不同。研究證明腫瘤細胞DNA含量不同，DNA指數的不同與腫瘤惡性程度有關，并可預示某些疾病的愈后。有文獻報告，將組織學證明的淺表胃炎，慢性萎縮性胃炎和晚期胃癌細胞做FCM DNA分析結果顯示：三者DNA非倍體分別為0(0/10例)，20%(2/10例)和90%(36/40例)，因此用FCM進行漿膜腔積液內細胞DNA測定屢有報告。Huang等對71例腫瘤患者檢測顯示，對惡性胸水診斷敏感性為52%，特異性為100%。若與脫落細胞檢查聯合應用，則可使診斷敏感性達94%，FCM定的S期細胞比例是部分腫瘤的重要預后指標。胸液中非整倍體腫瘤S期比例較二倍體腫瘤比例明顯增高。其中位生存期明顯縮短，Bartal等還觀察了惡性胸水局部治療前后FCM所顯示的胸水細胞DNA倍體特征，發現患者臨床癥狀改善與胸液細胞DNA倍體水平的變化相關，說明倍體分析亦是評價治療效果的較好指標。Hedley等提示：在細胞學檢查陽性的惡性胸腔積液中，含有異倍體細胞的病人愈后差，其中位生存期與那些僅有二倍體細胞的病人相比為1.5∶4。
2.腫瘤細胞抗原的測定：免疫細胞化學研究證實，利用FCM檢測上皮膜抗原(EMA)，癌胚抗原(CEA)，細胞角蛋白(Keratin)等對惡性胸水的診斷及鑒別診斷有一定的價值。Czerniak等將胸液細胞用酒精或甲醛固定后暴露于抗Cal抗原(僅出現于腫瘤細胞)的單克隆抗體液中，然后再與結合了異硫氰酸熒光素(FITC)的羊抗鼠免疫球蛋白，通過FCM檢測一定數量細胞的熒光強度，發現14/17例惡性胸腔積液中，熒光強度明顯高于對照組，而25例良性胸水液中無一例增強。
3.胸腔液淋巴細胞的免疫表型分析：淋巴細胞特別是T淋巴細胞的某些胸膜疾病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胸腔積液淋巴細胞的表現型，已成為許多專家的焦點。Ainslie等使用FCM證實TB胸水中富集CD4陽性T細胞，其比例與外周血相比有明顯升高。胸水中CD4/CD8為3.92，而外周血僅為1.21。Barnes等利用FCM分選技術，將CD4陽性細胞分為兩個亞群；CD4+CDw29+和CD4+CDw29-，結果顯示：在TB性胸水中主要是CD4+CDw29+T細胞，并產生γ干擾素，在對人類TB菌白細胞介導的局部免疫反應中，起一個重要的作用。
四、腦脊液檢查方法進展與應用
1.腦脊液蛋白分析：腦脊液中免疫球蛋白檢查對腦病的診斷與鑒別診斷有重要意義。正常人腦脊液中未見IgM，若出現提示中樞神經系統感染。IgM濃度明顯增高是急性化膿性腦膜炎的特點，輕度增高是急性病毒性腦膜炎的特征，若IgM＞30 mg/L可排除病毒感染的可能。正常人IgG少于100 mg/L，IgG顯著增高（＞170 mg/L）見于亞急性硬化性腦炎、多發性硬化癥、結核性腦炎、麻疹腦炎及神經梅毒等。IgA增高見于腦血管病等。髓鞘堿性蛋白（MBP）是神經組織獨有的蛋白質，是腦實質性損傷的特異標記。由于外傷或疾病引起神經組織細胞破壞，髓鞘堿性蛋白即進入腦脊液，因此測定腦脊液MBP的含量是反映腦、神經組織細胞有無實質性損傷敏感且可靠的指標，其含量高低還可反映損傷的范圍及其嚴重程度。MBP定量常采用RIA和ELISA法。MBP按其存在的形式分為游離型和結合型兩種。在正常情況下，腦脊液中MBP＜6.95 mg/L，游離型6.03 mg/L，結合型＜3.31 mg/L。MS病人腦脊液中MBP變化與疾病發作有關，緩解后兩周大多數可恢復正常，而在急性期中游離型明顯增高，結合型增高不明顯，游離型/結合型比值增大。在MS穩定期病人中，游離型和結合型均增加，其比值減少。β2-MG是Berggard和Bearn（1968年）首先自腎小管功能不全患者的尿中發現的。β2-MG在腦脊液中的出現及其濃度的增高，說明中樞神經系統有較嚴重的病理性損害。Gkle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測定，健康兒童腦脊液中β2-MG含量為(1.1±0.5) mg/L。兒童細菌性腦膜炎時明顯增高，β2-MG可達(4.4±1.7) mg/L，兒童病毒性腦炎時β2-MG為(2.0±0.6) mg/L，兒童癲癇時腦脊液中β2-MG也可增高。
Tenhunen報告成人腦脊液β2-MG正常值為(1.15±3.7) mg/L，當剛發生的腦梗塞、腦膜炎、腦炎和多發性神經病時，腦脊液中β2-MG含量增高。中樞神經系統感染、腫瘤和全身性自家免疫性疾患時腦脊液中β2-MG含量增高，這可能與中樞神經系統免疫機制有關。1997年憲瑩等采用放射免疫法檢測54例急性白血病患兒的腦脊液β2-MG，并對其中伴中樞神經系統白血病（CNSL）的10例患兒的腦脊液β2-MG進行了動態觀察。結果顯示：27例CNSL患兒腦脊液β2-MG為3.18±1.127，27例NCNSL患兒腦脊液β2-MG為1.202±0.386，CNSL組明顯高于NCNSL組。10例CNSL患兒治療后，病情逐漸緩解，腦脊液β2-MG逐漸下降，為1.263±0.278，與治療前相比差異有顯著意義，與NCNSL組相比差異無顯著意義。3例CNSL患兒在出現臨床癥狀及腦脊液檢查異常前已出現腦脊液β2-MG的改變。結果表明，腦脊液β2-MG與CNSL的發生及發展有著密切關系，腦脊液β2-MG的檢測可以作為早期診斷CNSL的客觀指標之一，腦脊液β2-MG的動態觀察也可作為評價療效的指標。
2.腦脊液酶學檢查：正常腦脊液中的酶已知有20多種，比血清中少，但當有些神經系統疾患時腦脊液酶活性可增高。腦脊液酶活性增高的機制比較復雜，可受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影響：(1)腦組織破壞時，從神經細胞內酶逸出；(2)腦脊液中各種細胞解體；(3)腫瘤代謝過程中有關的酶漏出；(4)未被破壞的腦細胞酶流出量增多；(5)腦脊液酶清除率下降；(6)顱內壓增高時酶隨腦脊液量的增多而增多；(7)血腦屏障通透性的改變，可使血中某些酶進入腦脊液中。常用酶學檢查有腦脊液乳酸脫氫酶，其含量相當于血清的1/10。腦脊液中乳酸脫氫酶的正常值為10～25 U，兒童較成人為高，年齡越小，乳酸脫氫酶的平均值越高：新生兒53.1 U，乳兒32.6 U，幼兒28.3 U。
凡有腦組織壞死時，腦脊液中乳酸脫氫酶增高。在中樞神經系統疾患，如細菌性腦膜炎、腦血管病、腦瘤和脫髓鞘病時，腦脊液乳酸脫氫酶增高較天冬氨酸轉氨酶(AST)增高更為明顯。病毒性腦膜炎時腦脊液乳酸脫氫酶多維持在正常水平，這對鑒別細菌性與病毒性腦膜炎有一定的診斷意義。在中樞神經系統細菌感染（尤其是肺炎雙球菌腦膜炎）時，腦脊液乳酸脫氫酶顯著增高，同工酶以LDH4、5增高為主，其主要來自于粒細胞；而病毒性感染則為正常，LDH1、2上升，提示來自腦組織。無論細菌性或病毒性感染，若病人腦脊液同功酶LDH1、2顯著增高，均可作為腦實質細胞廣泛損害的指標。在腦血管病（包括腦梗塞、腦出血或蛛網膜下腔出血）的急性期，腦脊液乳酸脫氫酶均明顯增高，尤其是病情嚴重的血性腦脊液組更為突出。以后隨著病情的好轉而恢復。腦瘤在進展期腦脊液乳酸脫氫酶增高，在緩解期下降，經手術或其它方法治愈者，腦脊液乳酸脫氫酶恢復正常。腦組織癌變時，腦脊液中以LDH4、5增高為主，若LDH5超過總活性的10%（特別是大于15%時），則能有力地支持腦腫瘤或軟腦膜繼發性癌的診斷。正常腦脊液中AST與ALT均約為血清中的1/4。腦脊液AST的正常值為0～19 U；ALT正常值為5～15單位。當中樞神經系統有器質性病變，尤其是腦血管病（如腦出血或蛛網膜下腔出血）或炎癥感染（如細菌性腦膜炎、腦炎、脊髓灰質炎等）時，可因腦組織壞死及血腦屏障的通透性增大，在發病的第1周內，腦脊液氨基轉移酶活性明顯增高，以AST增高較明顯。腦脊液AST的增高與腦組織的壞死以及血腦屏障的通透性增高有關。中樞神經系統轉移癌、癌病性神經肌病、大腦或小腦變性、腦萎縮、感染中毒性腦病、繼發性癲癇、缺氧性腦病、腦梗塞、家族性黑蒙性癡呆時，也可使腦脊液AST增高。肌酸激酶(CK)是在細胞線粒體內氧化磷酸化生成的三磷酸腺苷(ATP)，以磷酸肌酸的形式進入細胞，供應細胞生理活動需要的一種轉移酶。正常腦脊液CK活性尚不及血漿CK活性的1/50，主要是CK-BB同工酶。各種原因引起的缺氧性神經系統疾病，缺氧后48～72小時腦脊液CK-BB活性升高，因此測定腦脊液中肌酸激酶有助于了解腦組織的破壞和細胞通透性的改變。腦脊液CK對腦膜炎性質的鑒別診斷有一定臨床意義：化膿性腦膜炎增高最明顯，其次是結核性腦膜炎，病毒性腦膜炎僅輕度升高。1996年Nussinovitch也發現在細菌性腦膜炎中腦脊液中CK-BB活性明顯高于對照組和其它無細菌性腦膜炎，認為在常規檢查不能區別細菌性與病毒性腦膜炎時，腦脊液CK-BB同功酶測定是一個很好的鑒別指標。溶菌酶（Lys）是一種水解酶，由18種氨基酸共120個氨基酸殘基所組成分子量為14 500～17 500的堿性多肽。正常腦脊液中沒有溶菌酶或極微，當細菌性腦膜炎時，由于血腦屏障通透性增高，可使血中的溶菌酶進入腦脊液內，使腦脊液溶菌酶活性增高。化膿性腦膜炎、病毒性腦炎、腦瘤或血腦屏障破壞時，腦脊液中溶菌酶活性也可增高，但不如結核性腦膜炎增高明顯。1977年Gekle報告，兒童細菌性腦膜炎時腦脊液溶菌酶增高［平均含量(2.3±1.4)mg/L］；病毒性腦膜炎時僅輕度增高；當細菌性腦膜炎臨床癥狀改善時，溶菌酶活性下降。因此，溶菌酶的測定對鑒別細菌性和病毒性腦膜炎，及判斷其預后有重要意義。有些細菌性腦膜炎患者入院前已使用過抗菌素，以致掩蓋腦脊液細胞和生化的改變，細菌培養陰性，常可導致誤診，但這些患者腦脊液中的溶菌酶往往仍增高，因此認為測定腦脊液溶菌酶是一種可靠的輔助診斷方法。
3.關節腔積液檢查：關節滑膜液檢查對關節病的診斷十分重要。常規關節滑膜液檢查是指容量、透明度與顏色、粘滯性、細胞計數、顯微鏡檢查（吞噬性血細胞即RA細胞、結晶體、狼瘡細胞）、粘蛋白凝塊形成以及糖、蛋白定量、尿酸、乳酸、類風濕因子、各種不同的抗核抗體檢查等生化學、免疫學檢驗。這些檢查對于鑒別積液性質（炎癥性、非炎癥性、化膿性及出血性）有重要臨床意義。
近年來，關節腔積液的研究逐步深入，臨床應用也日益廣泛。有作者用聚合酶鏈式反應（PCR）對34例類風濕關節炎（RA）患者的關節液評估人巨細胞病毒（CMV）基因物質，巨細胞病毒DNA-陽性的類風濕關節炎患者IL-8和IL-6水平顯著高于DNA-陰性的類風濕關節炎患者并且比對照的骨關節炎患者至少高10倍。這些發現提示IL-8、IL-6水平升高和CMV基因組出現之間存在聯系。有作者用抗人C1qC鏈的單克隆抗體，在類風濕（RA）患者血清和關節液中檢測到C1q-關聯免疫復合物（IC）。夾心-ELISA中，C1q-關聯IC被固相單克隆抗體捕獲并用抗人IgG或IgM的過氧化物酶-標記的F（ab′）2-抗體檢測出來。測定結果與C1q固相結合試驗的改良ELISA法比較（C1q-SPBA），在81.1%類風濕關節炎血清和65.2%類風濕關節炎的關節液中檢測到C1q-關聯IC。提示抗C-C1q單克隆抗體的測定可能是類風濕病診斷的有用指標。有人對15例類風濕關節炎和15例其他疾病（骨關節炎、強直性脊柱炎、痛風等）患者關節內和循環中的免疫復合物的免疫球蛋白重鏈同型成分用Raji細胞流式細胞儀進行分析。類風濕關節炎患者關節液中ICs出現非常普遍，但是非類風濕關節炎患者血清和關節液很少出現。巨噬細胞滲透進入滑膜在炎癥性關節疾病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單核細胞化學誘導蛋白-1（MCP-1）是最近鑒別出來的炎癥滑膜上的一種單核細胞趨化蛋白。MCP-1在多種炎性關節疾病中均可出現，風濕性關節炎、骨關節炎、痛風和外傷性關節炎關節液中都含有MCP-1。體外培養時MCP-1也可由類風濕關節炎和其他炎癥性關節疾病患者的滑膜產生，生成量差別不顯著。MCP-1水平與類風濕關節炎關節滑膜培養的上清液中IL-1β，IL-6，并且IL-8的水平顯著相關。類風濕病的滑膜中，MCP-1和其他炎癥前細胞因子（IL-1β，IL-6，IL-8和TNF-α）與類風濕關節炎的免疫病原增多癥不無關系。血清學檢查陰性的類風濕關節炎關節液以白細胞增多（7 656/mm3）、多核細胞增多（65.38%）和ragocyte細胞增多（59.27%）為特點，而關節積液形態學上以淋巴細胞增多（47%）為主要特征。超微結構的改變，免疫復合物（CIC），免疫球蛋白和抗膠原Ⅱ抗體，提示這些免疫因子在發病早期的參與。Bray等人在研究中標記了類風濕關節炎患者關節液單個核細胞中的大顆粒淋巴細胞。細胞化學和流式細胞研究表明類風濕關節炎患者與那些非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相比，關節液單個核細胞中的大顆粒淋巴細胞的百分含量增加。流式細胞學分析證明一種表達罕見顯型CD3+/CD16+的細胞數量增加。然而這些細胞在正常人含量極低（少于2%），這在淋巴細胞增生紊亂中已有報道。近70%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此類細胞構成了所有關節液單個核細胞的20%～80%。此外，CD3+/CD16+細胞大于20%的關節液即使用重組IL-2孵育之后，也沒有顯著的細胞分解活性，然而CD3+/CD16+細胞不足20%的關節液卻有正常的細胞溶解活性。部分類風濕關節炎發病機理之中這些細胞的關聯性尚不清楚，但仍可鑒別CD3+/CD16+細胞異常而不是T細胞淋巴細胞增多癥。
可以看出體液學檢驗有廣泛的前途和應用前景，開展體液學檢驗對臨床診斷與治療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