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看好，卻又令更多人選擇遠遠觀望。這就是目前中國光伏電站所面臨的窘境。
2014年全國能源工作會議上，國家能源局敲定2014年國內光伏新增裝機14GW。其中分布式占比60%，為8GW左右，地面電站為6GW左右。
“14GW相當于1400億元的資金需求量。”中國能源經濟研究院首席光伏產業研究員紅煒告訴《中國企業報》記者，“靠銀行、靠自有資金目前都難以辦到。”
光伏業早已進入了銀行業的黑名單。
“光伏企業整體融資比較難，產業鏈中上游融資相對更難。”紅煒表示，“過去一段時間光伏業給銀行帶來了巨大的債務窟窿，單單一個尚德就是72億元的銀行爛賬，銀行已經到了談光伏色變的狀態。”
而光伏電站由于回報周期長、風險高，同樣面臨貸款難的境地。晶科能源全球品牌總監錢晶之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建設光伏電站，銀行貸款利率普遍較高，而且貸款門檻也比較高。
目前，“整個金融業以及整個社會的輿論對光伏產業還沒有正確認識，民營企業難以融到資，雖然電站投資是好產品，銀行可能也愿意貸款，但是因無法獲得擔保，在需要資產抵押的時候則會無法運作。”紅煒如是說。
“針對光伏融資難的問題，有很多建議，也有國外的經驗。”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孟憲淦告訴《中國企業報》記者，完全依靠銀行貸款則有困難，銀行可以為一些有資產擔保并且信用比較好的企業提供擔保，但是對于大部分小企業而言還是難以貸到款。
事實上，現在越來越多的銀行成立了新能源部，“但是面對光伏業的時候，更多的銀行選擇‘還需要研究研究’的態度”。供職于晶澳太陽能的經理王潤川接受《中國企業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他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光伏電站的風險以及投資回報率。”
在王潤川看來，“如果風險下降，資本將排隊涌入光伏電站。”
“而且，中國目前能提供10年或者15年以上長期貸款的銀行很少，一般的商業銀行最長只有5年，可是，光伏電站的運營期限一般在25年左右。”錢晶如是說。
孟憲淦一直主張融資渠道多元化，“既有銀行也有證券債券市場，同時不排除引進外資。”
“因為引進外資已經在其他行業廣泛應用，如果開放繼續深入的話不排除外資進入光伏業，但這些都需要在國家法律框架之下進行。”孟憲淦說道。
不過，“外資進入光伏電站相對比較復雜。”孟憲淦透露，“尤其做分布式光伏電站，麻煩事太多，其中主要的就是利益的分配和商業模式問題。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土地、房屋沒有私有的國家，這就造成了工程在利益分配上的不確定性。”
在王潤川看來，目前，在中國現有政策下，并沒有限制外資銀行等進入中國光伏電站。“之所以沒有先例，是因為目前連中國銀行都不愿投資中國光伏電站更何況是外資銀行。外資銀行往往考慮到的風險遠比國內光伏業所考慮的風險要多得多。”
“面對同樣的風險，國內銀行投資光伏電站可能只需15%的回報率，而國外銀行可能就需要20%的回報率。”王潤川稱，“實際上，他們在國外的利率較低，但考慮到風險問題，他們在中國的貸款利率更高，所以要求得到更高的投資回報。”
值得一提的是，“外資進入中國光伏電站，有可能并不是因為光伏本身的吸引力。”王潤川認為，“外資進來更多的可能是賭人民幣升值，類似于外資進入中國炒房地產。”
“如果國家層面考慮到這一因素，可能在引入外資的時候會采取謹慎的態度，這將影響到流入的資金量。”不過，在王潤川看來，“目前國家層面比較重視發展新能源，因此引入外資或許會采取試點的方式。”
在業內人士看來，中國目前并不缺錢而是投資者不愿意投資光伏電站。王潤川認為，“主要問題在于光伏電站的運營模式。”
“光伏本身并不缺錢，還沒有到亟須引進外資的地步。”王潤川解釋說，“目前中國有足夠的資金來發展光伏電站，之所以沒有大量資本涌入，是因為光伏電站還缺少穩定的收益，風險尚不可控，也就是投資回報不可預期。”
“如果從證券債券角度看，光伏分布式電站的收益率應該高于銀行的存款和債券利率，可以用債券的發行方式來發行25年債券，相當于長期收益。”孟憲淦告訴記者，“還可以分段來經營，可能第五年的債券收益率比較低，那么價格比較低，越往以后收益越高，價錢可以高一些，根據投資人的要求而采取不同的方式。”
“還是說我們有比較好的政策才能讓投資者掏錢，現在之所以沒人往里面扔錢，就是因為政策的不確定性，大家缺乏信用。”孟憲淦告訴記者，“雖然，目前根據債券、銀行、外資等方面的投資建議很多，但是可操作性都不大。”
“終端市場的融資應當以金融創新為主，不是傳統的銀行融資債券融資，那么需要創新金融產品。”紅煒表示，“可以由大型的產業投資基金作為啟動資金;還有資產證券化，以大型產業資金為初始投入，加上資產證券化的回收滾動的形式，來保證每年可持續多元的融資需求。”
紅煒認為，“目前，很多民營光伏企業賣出了電站，但是資金還沒有收回來，這完全可以做成信貸資產證券化，將電站項目做成金融產品。”他相信，2014年光伏多品種的融資產品將更加市場化地呈現出來，“也就是說2014年，融資的形式會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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