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性水權交易所構建框架已形成或上報國務院

　　記者獲悉，由水利部牽頭已籌備兩年的國家級水權交易所，目前業務框架基本確定，方案或于近期上報國務院。

　　“交易所將是企業性質，注冊資本10億元，由水利部牽頭，黃河、長江等幾個大的水系的管理機構都作為股東參與。”一名熟悉相關情況的人士對記者談到。

　　據介紹，水權交易所的框架將涵蓋水權流轉、水權工程與設備招投標、水權企業產權與實物交易、水權評估、水權金融等內容。而作為水權金融創新的重要一環，水權產業基金可能也會隨之成立。

　　水權交易引出金融創新

　　在水權交易所醞釀成立的過程中，水權交易亦在層層推進。

　　今年7月底，水利部召開全國水權交易試點啟動工作會議，確定在寧夏、江西、湖北、內蒙古、河南、甘肅、廣東等7個省區開展水權交易試點工作，為下一步在全國推進水權制度建設提供經驗借鑒和示范。試點內容包括水資源使用權確權登記、水權交易流轉和開展水權制度建設，試點時間為2-3年。根據時間表，8月各省區將上報方案，10 月份方案批準后將開始正式執行，這一系列的動作，均標志著我國水權交易工作即將全面展開。

　　“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將水資源管理、水環境保護、水生態修復、水價改革、水權交易等納入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水利部一內部人士對記者談到，“如何進行確權和交易的制度設計，應該說是此輪改革中基礎性的、關鍵性的工作。”

　　據了解，此次試點的7個省區，所承擔的試點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其中寧夏、江西、湖北等省區將“重點開展水資源使用權確權登記試點工作”，而內蒙古、河南、甘肅、廣東等省區則重點探索“多種形式的水權交易流轉模式”。

　　“在這些工作中，確權應該是第一位的。”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沈大軍對記者分析，“權利如果不確定，自然也談不上交易。”

　　“水權交易所一旦成立，金融方面的想象空間會比較大。”業內人士評價稱，“是否可能衍生出一些金融產品？是否會孵化出與水權相關的上市企業？這些新生事物都可能出現。”

　　一名熟悉林權交易的人士表示，國家級的林權交易所成立后，從林權流轉開始，到林產品加工、林下經濟、林藥等形成了一整條產業鏈條，逐步孵化出很多大型的林業企業，“水權交易所設立后，可能也會產生異曲同工之妙。”

　　在其看來，水權交易所一旦成立，水資源管理將變得更有序、更有規則。“誰用水、誰掏錢，都會很明確，同時也會吸引大量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進入到這個體系中，會給資本一個新的投資方向。”

　　另外，2015年底之前，有關部門將研究提出《水資源確權登記方案》、《水資源使用權用途管制辦法》和《取水權轉讓管理辦法》，這也將為水權交易在全國范圍內的開展進一步掃清障。

　　打開水資源價值空間

　　在業界人士看來，目前我國各地普遍存在缺水狀況，但原因各不相同。“有些地方是資源性缺水，有些是水質性缺水，還有的是制度性缺水。”一名業內人士認為，“制度性缺水怎么理解呢？比如一些地方雖然有水，但已經接近國家規定的用水線指標，想要再用水，就只能通過盤活存量的辦法，也就是去買水了。”

　　此前，我國已開始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采取用水總量控制、各省逐級分解指標的辦法。在此背景之下，“制度性缺水”成為一個新的課題。

　　水利部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晶在《水權改革怎么看？怎么辦？》的文章中提到：鄂爾多斯市本市用水指標已經沒有，有100多個工業項目等待用水指標上馬，希望通過跨地區轉讓水權解決；北京市嚴重缺水，希望通過南水北調轉讓用水指標解決。然而，現行的水資源配置制度不能完全滿足這些實踐需求，因此要進行水權改革。

　　“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倒逼地方轉變發展方式、提高用水效率，而不是粗放地做大GDP。”一名地方政府人士評論道。換言之，水權交易制度改革的目的，正是在“總量控制”的前提下，盡量“盤活存量”。

　　公開信息表明，近年來各地在探索水權交易方面已經出現了一些案例，如浙江省東陽和義烏之間的水權交易、內蒙古巴彥淖爾與鄂爾多斯之間的水權交易、寧夏熱電企業與農戶之間的水權交易等。

　　在水資源評估方面，也出現了一些嘗試和探索。今年1月，擁有水域近180萬畝的大湖股份發布公告，審議通過了《江蘇陽澄湖大閘蟹股份有限公司與當地政府簽署資產補償收回的議案》。公告顯示，大湖股份持有江蘇陽澄湖大閘蟹股份有限公司29.35%的股份，為公司第二大股東，由于蘇州市人民政府將對陽澄湖水資源進行綜合整治，擬補償收回陽澄股份8500畝水域養殖使用權，經資產評估及協商后，補償金額確定為7794.72萬元。經粗略換算，陽澄湖水域的資源價值約9200元/畝。

　　但總的來說，以上出現的案例仍只是一些個案。在涉及水資源評估、水權交易流轉等領域，仍需要一些更具操作性、更客觀的評價標準以及交易場所。為此，全國性的、統一的水權交易機制的建立顯得尤其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