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原料桶在松花江吉林市區段順水漂流，猶如一顆顆“定時炸彈”
中國僅有49.3％的地表水可以安全飲用，近四分之一的地表水處于污染狀態，甚至不能作為工業用水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金微發自北京、吉林漂浮的藍色化工物料桶成了過去一周松花江的一道“風景線”，在洪水肆虐時，這道“風景線”多少讓人有些心驚。
“它們就像一個個藍色的‘定時炸彈’。”一名在松花江上參與打撈物料桶的市民說。
7月28日，吉林省永吉縣突降暴雨引發山洪，致使該縣新亞強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和吉林眾鑫集團的庫房被沖毀，約4000個空桶和3000個原輔料桶被沖入松花江。
吉林市民發現這些漂浮在江邊的桶“彌漫著一股異常的氣味”。這些曾經或者正在裝著三甲基一氯硅烷等物質的化工桶讓吉林市民和下游的哈爾濱市民陷入恐慌，2005年松花江污染后市民去超市搶水的一幕再次上演。
僅49.3％的地表水可安全飲用 2005年11月，吉林石化發生爆炸，導致松花江出現水污染，哈爾濱全城停水多日。5年以后，搶水一幕再現。
如今，有關部門通報指出，化工桶打撈工作基本結束，沒有一只桶流出吉林省，而在此期間，松花江水質也未見異常。不過，住在松花江沿岸的人們仍然如“驚弓之鳥”的搶水行為卻讓人深思。
國務院批準實施的《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2006－2010）》中稱，該沿岸僅排放汞、鎘、六價鉻等重金屬和難降解有機污染物的企業就有157家。這些企業被一些外電看作是中國表面風光的城市里面隱藏的大量“定時炸彈”。
這樣的“定時炸彈”不僅僅存在松花江流域。環保問題專家、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介紹，湘江的污染已有幾十年的歷史，上游的金屬礦的開采和冶煉，造成重金屬超標，這些年問題開始加劇。“另外，在我們河流的上游，長江流域、黃河的中上游，礦區開采也較多，尾礦的處理沒有做到位。雖然造成的影響還沒有其他河流突出，實際上已經有很多隱患。”
不過，這些區域尚未列入國家治理污染的重點，有著更為嚴重污染的“三河”（海河、淮河和遼河）是治理重點。
十幾年來一直為淮河污染奔忙的民間環保人士霍岱珊回憶，過去淮河被污染到河邊不能站人。如今，經過十幾年治理，雖然進展緩慢，但是“至少可以站人了”。即便如此，環保部的監控結果顯示，淮河上的86個監測斷面中，只有37.3％能達到飲用水標準。
近年來，中國各地化工、石化項目紛紛上馬，大多布局在江河湖海沿岸和人口稠密城市近郊。2006年，中國化工、石化項目環境風險大排查的結果顯示，總投資約1萬億元的7555個化工、石化建設項目中，81％布設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區等環境敏感區域，45％為重大風險源。
中國環保部今年上半年對全國主要河道及湖泊的近千份水樣進行檢測，最近發布的監測結果顯示，僅有49.3％的地表水可以安全飲用，近四分之一的地表水處于污染狀態，甚至不能作為工業用水。
出現新型污染 讓環保界人士有些不安的是，最近幾年出現的新型污染，并未體現在統計數據中。
“有機化學物污染和重金屬污染已經成為我國河流的新型污染，不同于河水的黑臭污染，這些污染物有時隱于無形，一旦排放到環境中，危害幾十年長期存在，難以治理。”綠色和平污染項目主任馬天杰憂心忡忡地告訴記者。
“由于重金屬在自然界難降解，隨著其逐漸的累積，今后污染的風險會一天天加大，即使減少排放，但過去累積的風險不會在短期內消除，而在局部地區它已經累積到爆發的程度。”馬軍說。
一個現實的例子就是去年和今年，湖南郴州、陜西鳳翔等地發生數百名兒童血鉛中毒事件，原因就是當地工廠的排污工作沒有做好。
在霍岱珊的“淮河水系環境科學研究中心”，陳列著很多畸形的魚，這些都是重金屬和化學污染所致。“你看過后，肯定都不太敢吃魚。”霍岱珊說，水生生物和陸地生物往往互相印證，而在淮河兩岸村莊除了癌癥高發，村民不孕不育的現象增多，而且出現不少畸形兒。
他說，現在淮河的監控和治理對象只有氨氮含量、PH值、融解氧等指標，而不包括重金屬和持久性化學污染物。
綠色和平在調查珠江工業污染時也發現，很多有害物質在目前并不受現有政策法律的管制，所以許多企業能夠在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排放這類物質。
馬天杰說，西方國家幾百年的發展，初級污染和新型污染不會同時出現，而我們現在初級污染未解決又添新型污染，“壓縮型”污染更難治理。
地方政府庇護 美聯社、香港《南華早報》將中國的污染問題歸結于中國注意經濟發展而忽略的環境保護所致，包括監管不力。
《南華早報》舉例說，中國環保部2008年成立時，在北京的工作人員只有“區區300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美國的環境保護署有多達1.7萬名工作人員”。
不過，點開環保部的網站不難看到，環保部并非不作為，像松花江干流、淮河干流，水質已經出現明顯好轉。
而在頻繁發生的污染事故背后，經常看到環保部門與地方政府的博弈，結果又常常是地方政府背靠著“有利地形”而占據上風。
馬軍于2006年推出中國首個水污染公益數據庫“中國水污染地圖”。目前，他的“中國水污染地圖”每天都更新著各地企業排污的報告，“我們已經有67000條政府公布的企業超標違規紀錄，其中涉及水污染的約有40000條。”
數據庫里收錄了被洪水沖走化工桶的這兩家吉林企業的信息。“現在對這起事故原因還沒有詳細的調查報告，但我們發現這家廠子曾有過爆炸的記錄，這些都收錄在我們的數據庫里，這反應了它的管理水平存在問題。”馬軍說。
而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紫金礦業集團紫金山銅礦濕法廠污水池發生滲漏，大量污水涌入汀江導致污染事件，也并非無跡可尋：今年5月，環境保護部發文嚴厲批評11家存在嚴重環保問題的上市企業，名列榜首的正是紫金礦業。針對環保部的批評，當地官員對紫金礦業的違規行為不聞不問，反而加入隱瞞行列。
馬天杰介紹，湖南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的兩家下屬企業因超標排放多次被環保部門點名，但綠色和平在今年1月和3月分別對兩家公司進行調研發現，他們的排放程度并沒有收斂。“他們完全是光明正大的排放。”馬天杰說。
“很多情況表明地方官員相信其讓污染企業繼續運作的做法不會受到懲罰。”《南華早報》報道說。
應加大公眾監督力度 在馬軍看來，環境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的原因，是缺乏動力。“這個動力應來自于政府的監管、法院的判罰，但是這兩個重要的動力來源尚不具備，不僅監管較弱，而且法院的介入也不積極，地方保護因素不是在一夜之間能夠扭轉，因此需要社會的參與來彌補動力的不足。”
2008年5月，由環境保護部制定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被認為是引進社會參與的一次嘗試。《辦法》提出：環保部門應當向社會主動公開污染物排放超標的企業名單。
“信息公開并不能減少污染，但是卻是公眾參與到環境監督的關鍵一環。”馬天杰舉例說，一些地方環保部門保留著對污染企業的監測數據，而這些數據往往又是污染受害者打贏環保官司的重要證據，這就是實現社會監督最直接的形式。
美國80年代就要求企業列出有毒物質排放清單，其中包括300多種的有毒有害物質。居民只要輸入郵政編碼就可以知道周圍企業排放了哪些污染。
然而，在中國環境信息公開辦法實施兩年多后，卻遭遇另類尷尬。綠色和平曾多次致函要求株洲市環保局公開當地兩家污染企業的環境信息，但是，環保部門卻以兩家企業為上市公司比較敏感為由，拒絕公開相關信息。
“我們經常遇到這種打太極的現象，地方政府有慣性思維，本能地覺得這會導致社會不穩定。政府部門應意識到信息公開的重要性，鼓勵公民參與，而不能成為其中的阻礙因素。”馬天杰說。
長期在淮河環保一線工作的霍岱珊對社會監督的作用深有體會，他認為加大公眾的監督力度對解決污染問題是一條有效的途徑，“蓮花模式”就是很好的例子。
蓮花味精曾是淮河上出名的排污大戶――每天排放污水12萬噸，受過罰款后仍然偷排。為此，霍岱珊常上門去“找茬”，雙方關系搞得“很不愉快”。2005年，這家廠的日資撤離，新換的負責人找到霍岱珊，決定接受公眾監督，踐行企業環境責任。其后，蓮花味精改變生產工藝，制造1噸味精從消耗37噸水到耗水4噸左右即可，廢料還進一步處理，加工成復合肥，每年多盈利2000多萬元，實現了循環經濟。霍岱珊更是富有創意地在蓮花味精污水處理廠門口放置了一塊環境信息公示牌，標注出每天的排污信息。這種NGO與企業互動，而且達到雙贏的案例，被稱為“蓮花模式”。
目前，霍岱珊在沿淮河800公里范圍內，有了8個工作站，形成企業排污觀測網絡，但霍岱珊仍有無奈：“國家有法律，但到地方難落實，他們將環保信息作為機密或以政治問題對待，對公眾監督實行種種限制。我們淮河衛士能夠得到高層領導和底層百姓的支持，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這也應照了中國環保兩頭熱的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