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躍威：抑制產能過剩和節能減排疏勝于堵

　　抑制產能過剩和節能減排，推進產業升級已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各屆政府始終追求的行政目標之一。雖然通過行政手段治理已取得巨大進展，但產能過剩、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問題依然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不僅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行政成本，而且最關鍵的是延誤了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整體產業升級的戰略布局與實施。為此，筆者以為，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充分利用避免雙重征稅的國際條款，對中國境內生產的所有產品征收碳稅。在積極應對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集體行動中，中國要做負責任的大國。通過碳稅的杠桿，不僅可降低高耗能企業的產品競爭力，迫使其自愿承擔轉產、升級或倒閉的沉沒成本，減少因行政干預而不得不承擔的對企業的補償以及由于地方政府和企業低效決策造成的納稅人的負擔；而且，在全球溫室氣體治理中，與其讓別人征收中國產品的碳關稅，不如我們自己先征收，并將碳稅留在中國境內使用。

　　更為重要的是，即使地方政府或企業有吸引國外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企業進入中國的意愿，那些缺少全球社會責任感的外國企業面對中國開征的碳稅，也不敢輕易進入中國市場，再繼續利用中國的廉價能源，污染中國的河流、土地和天空，在為他們自己賺錢的同時，還要讓中國人民和政府承擔他們造成的污染和責任。

　　工業革命由歐洲人主導，它推動了人類歷史的進步，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金融革命由美國人主導，但它卻造成了對全人類財富巨大的洗劫；而溫室氣體減排的全球治理，是西方發達國家剝奪發展中國家和平發展與生存的一種手段。

　　中國眾多產業的產能已經過剩且能源使用效率低下，如果不主動通過碳稅調整進行產業轉型，我們的財富還會再次被洗劫。可喜的是，目前中國的基礎工業已具有相當的規模和水平。現在，中國不應等待，應主導這次全球的碳稅革命。

　　產能過剩的原因，從根本上講是我國缺少資源資產租金制度造成的。由于我國土地、煤炭、石油、天然氣、核電、風電的風場、水電的河道等資源沒有實行租金制度，因此，誰無償占有這些資源或誰可以廉價使用這些資源，誰就可以擁有暴利。于是，低效、高耗能、高排放、過剩的產業必然出現。

　　租金原本應歸全體國民和后代子孫所有，但在缺少租金制度的情況下，一部分租金通過稅收形式納入國家財政和地方政府財政，隨后又支付出去。而相當大的一部分租金卻以企業利潤的形式進入了企業或利益集團的囊中，隨后轉為工資或福利被極少數國民獲得。這樣，不僅造成了目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不穩定，同時也造成了層出不窮的腐敗案件和國有資產流失。

　　通過資源資產租金的征收，首先抬高了資源價值的門檻，低效利用資源將無利可圖，同時低端產業的惡性競爭必將推動產業自發升級，過剩局面將因此被擠壓或消散。

　　征收碳稅是為了節能減排和產業升級，因此應建立專門機構和制度，獎勵那些在節能減排中獲得自有ZL技術并全面推廣使用的企業，以及利用中國ZL技術進行產業升級使產品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或以股份形式投入科研機構的項目開發中，提升我國的創新能力，并通過碳稅調節消弭缺乏競爭力的過剩產業。

　　資源資產租金通常是針對不可再生資源征收的。誰使用誰付款，誰消耗誰補償，這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因此，當代人的消費應該對后代人有所交代。而租金正是對后代人進行補償的一種現金形式，所以應由全國人大委派專門機構合理妥善地對其進行保值增值，并讓國民知曉，接受國民審查，以及對瀆職造成租金損失的追訴。

　　碳稅和租金開征后，一定會增加產品成本，并會很快推升PPI，進而推升CPI，給弱勢群體造成更大的生活壓力。但從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看，全球性貨幣超量發行已推高了全球各類產品的價格，進而增加了產成品的價格。當前，中國正面臨輸入性通脹。如果國內保持物價穩定，必然會推升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進而會增加中國政府宏觀調控的風險與難度。再者，為應對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中國自身也增發了相當數量的貨幣，與其被動地接受全球整體物價上漲，不如主動調稅推升物價，防止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時再被洗劫。因此，政府在開征碳稅和資源租金后，應將因產品漲價、稅基加大而增加的稅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分配給弱勢群體（包括離退休、傷殘、孤寡和農村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員等），真正體現黨的執政愛民。

　　大禹治水，疏勝于堵。而今天，通過碳稅和資源租金的手段治理產能過剩與節能減排，一定勝于行政命令或口號式的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