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為民：核危機與安全文化

　　日本福島核危機不僅僅是技術性的科技危機，也是社會性的文化危機；應該提醒我國“核安全”及其伴隨的“安全文化”問題，盡早地列入有關部門和社會文化建設的議事日程。

　　早在1986年，IAEA國際核安全咨詢組（INSAG）提交的《關于切爾諾貝利核電廠事故后審評會議的總結報告》中，就提出了“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的概念；5年后又發表專著《安全文化》。這在核工業界引起了廣泛重視和認同，“安全文化”的社會建設和評審工作成為人類保障核安全，進而未雨綢繆實行“縱深防御”的重要措施與核心理念。

　　這里的“安全文化”，指的是存在于核工業界各單位與個人中的種種特性、態度及其產業化實踐的總和；這種概念首先要求核電廠的安全問題必須保證得到全社會的重視。它強調的既是態度問題，也是體制問題，既和工商單位有關，同時又和民眾個體有關；尤其還必然地牽涉到處理所有核安全問題時，單位與民眾應該具有的正確理解能力和必須保障的執行能力。

　　上世紀70年代之前，為防止事故發生并限制事故的后果，核電站在設計上已經采取了許多“自以為是”的設備和措施。但其設計的前提是認為：所有的意外均在設計考慮中，成熟而理性的操作員按照規程正確操作，從而能夠保障安全。但是，三里島和切爾諾貝利的兩次核事故，改變了這一觀念。經過三里島事故，人們認識到出現操作員誤操作的可能性；而切爾諾貝利事故，則進一步說明緊急情況下，安全文化對于“核電”時代國際社會的公共安全將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決定性作用。早在1979年，美國核管理委員會凱莫尼報告就指出三里島事故發生前的幾分鐘里，“100多個”警報突然響起，但是該電站沒有哪種系統能把這些“重要信號”從其他“無關緊要”的信息里查找出來。美國核管理委員會認為：“在一種快速變化的復雜的事故環境下，人和機器之間的互動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凱莫尼報告，美國核管理委員會，1979年）

　　一般認為，這次襲擊日本的核危機導源于“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但核污染的“恐怖”中的確包含人為因素。“地震”、“海嘯”等自然災難釋放出的“去人性”（dehumanized）因素顯示，不能完全歸咎于大自然，必須或者說應該聯系于日本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本身的失誤。

　　現代科技發達，世界距離縮短，二戰結束以后，日本突破自給自足的制約，率先創造了遠離資源、原料、市場等天然條件較差國家經濟繁榮的奇跡；于是亞洲“四小龍”效法“外向型經濟”發展成功，繼而中國改革開放，飛躍崛起；印度加速跟進。可是，都很少反思日本饑不擇食地尋找能源、過分依賴高科技的工業化似乎走上了不歸路，現在尋找轉彎的方向都難以為繼。

　　日本遭受“金木水火土”同時“發難”的規模空前的強震、海嘯、水災、火災、核災，導致房屋、車輛、船只以及基礎設施的大毀壞，死亡逾萬人、難民幾十萬，缺電、缺糧、缺（飲）水等等。但必須承認，基本沒發生任何搶劫和社會騷動，尤其是全國人民不需政府號召而自動節約用電，開始顯示出新的消費理念與生活模式的“思想價值”取向——盡管有點為時已晚。這就是活生生的人類“安全文化”！不撞南墻不回頭，聯系歐美等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比如：在當今的現代化生活中，“空調”門窗緊閉，人們與大自然的四季變化相隔絕，在美國室內，許多場合下，人們夏天須穿毛衣，而冬天卻穿汗衫與短裙。這種反常（本質是反自然規律的）現象，直接造成超量的電力浪費。核能發電當然是科技發展的進步與人類生活的福音，不應舍棄；可就是由于“電能源”的社會需求猛增，才使日本鋌而走險，在地震頻發的地帶搞核電，遇上災難就必然是“雪上加霜”。

　　問題是，我們的政府官員和有關人士怎樣吸收歷史的教訓？“好的文化腦袋，核安全文化腦袋”表現在哪里？有什么具體舉措和行動？這絕不能單靠個別人的“表態”和“許愿”。值得一提的還有：當年三里島事故在美國引起恐慌，還與其時剛剛放映過電影《中國綜合癥》有關。這部簡方達主演的電影講述一位女記者拍到某核電站控制室發生了名為“中國綜合癥”的故障，而核電站卻在事故隱患沒有排除的情況下繼續發電——這幾乎與三里島事故完全類似：急救的堆芯冷卻系統失靈了，燃料將繼續被輻射熱熔化，這些熱量也會熔化包含燃料的容器，炙熱的液態燃料將在鋼容器的底部聚集；但核電廠并不停止運行。最“要命的”是電影設置場景顯示：液態燃料仍在繼續變熱，高溫熔穿了反應容器和容器建筑的混凝土基底并穿過地殼一直向下，“直到地球另一面的中國……”

　　然而，我們更應該設問：為什么把帶病工作的核電運行定義為“中國綜合癥”？現實中的將來，會不會出現“中國綜合癥”里的情況？有什么依據？這的確需要中國決策者都有“好的文化腦袋，核安全文化腦袋”，來認真地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