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堯：什么是有效的大學治理

　　 近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多所高校迎來新校長，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并對新校長寄予厚望。因為我國社會普遍認為，“有什么樣的校長，就有什么樣的學校”。就是說，大學校長的辦學理念與思路，往往決定著一所大學的辦學方向與水平。這種習以為常的說法不錯，但深究起來也不完全對。就中國來說，大學確實需要教育家型大學校長來管理，更需要保障大學健康發展以及產生教育家型大學校長的大學制度。

　　在人類歷史上，國家治理方式一般有兩種：法治和人治。從理論上說，在法治的社會里，取決于是否有健全的法制，而在人治的國度，常常取決于誰來做官，即官員的人品如何。無疑，大學治理也是如此。雖然如蔡元培一樣的教育家型大學校長是難得的優秀校長，但是，其治理大學的方式屬于“人治”，僅靠個人的人格力量所搭起的人格平臺是極其脆弱而難以持續的。事實也證明，隨著蔡元培的離去，他所開創的中國大學群星璀璨的時代也一去不返。因此，我國要建立和完善以大學章程為核心的大學制度，進而實現大學由“人治”向“法治”的轉變。

　　世界一流大學都會努力創造各種條件，充分發揮師生在大學治理中的作用。“教授參與”為斯坦福、哈佛、耶魯、麻省理工等一流大學所尊奉。20世紀中葉，美國將軍艾森豪威爾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言談中不經意間稱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為“雇員”，這時一個教授憤然舉手抗議，“我們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雇員，我們就是哥倫比亞大學”。300多年前，耶魯大學在創辦伊始就確立了這樣的理念：“你們就是大學”。這個“你們”無疑就是指學生。然而，我國的大學在內部管理上套用政府機關行政級別，一級管一級，隸屬關系清晰，建構了一個塔式的層級分明的組織結構。這種組織架構致使官滿為患，學術帶頭人官員化和官員學術帶頭人化的現象也比較普遍，官員成了大學實際的“主人”，真正的主人——師生卻淪為“雇員”。就拿已經出臺的大學章程來說，其制定是以行政為主導，大學治理行政化框架未突破，盡管在廣泛征求師生意見，但是難以真正體現師生的訴求。鑒于此，我國大學治理改革的起點要從行政主導向師生主導轉變，終點是建立師生主導的大學制度。

　　沒有完善的大學制度，就難有完美的大學治理。好制度可以保障大學治理不以校長的更替以及個人意志為轉移，使大學能夠保持稟性而持續發展。那么，如何完善中國特色的大學制度呢？《教育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構建政府、學校、社會之間的新型關系。這種大學外部制度要求的是國家建立“宏觀調控，市場調節，社會參與，依法辦學，科學管理”的辦學機制、投資體制和管理體制，其重點是理清政府與大學的關系，核心是落實大學辦學自主權。政府重點抓好高等教育的結構、規劃、布局等宏觀管理和教育法制化建設，通過統籌協調、監督評估、方針指導、提供服務等方式，對大學依法實行宏觀管理。從一定意義上講，大學章程是大學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也是大學依法治理的制度基礎。《高等教育法》把大學章程作為大學成立的必要條件，確立了大學章程的法律地位。《教育規劃綱要》也提出，“各類高校應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規定管理學校”。大學章程要明確表達大學的使命、規定大學不同利益相關者的權利主體地位、明確大學內部的治理結構。

　　另外，大學制度是關于大學的制度，它應當始終維護和保障大學的學術價值，捍衛大學和教師的學術權力。盡管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民族與文化背景會造就風格迥異的大學，但大學的使命無非是通過發現、創新、傳承、傳播知識，創設探尋真理與服務社會的環境，培養具有探究精神和創新能力的人才。由此而論，大學是學術性存在與社會性存在的有機統一體，這決定了大學制度的價值取向，應該是“社會取向”與“學術取向”的有機整合。如果大學制度建構盲目地推崇“社會取向”，大學將異化為政治組織、經濟組織或其他類型的組織而喪失學術組織的屬性；如果其建構單純地堅持“學術取向”，大學將成為遠離社會的“學術孤島”，最終必然被社會所淘汰。因為，現代大學已經不是游離于社會之外的象牙塔，大學的學術價值要通過其社會價值得以實現。教師的工作是非常特殊的學術工作，需要非常大的自主性。大學治理要針對教師學術工作的特點，在大學治理機制上變行政管理為民主管理，不僅要激發教師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而且要確立教師在大學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