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磊鑫：新冠疫情防控推動數字治理實踐

　　疫情數據實時更新、在線醫療問診、遠程診療服務支撐……全新的數字化手段，使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與17年前的“非典”應戰截然不同。數字治理，提升了抗擊疫情的手段和能力，凸顯了我國現代化治理能力的飛躍。

　　對此，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合伙人劉磊鑫、寧波新經濟產業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王彬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隨著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數字治理必將逐步取代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而新冠疫情防控給了數字治理極大的探索空間。

　　中國科學報：數字治理新模式是如何興起的？有什么樣的特點？

　　劉磊鑫：數字治理的興起，既來源于數字經濟重塑經濟社會形態后對社會治理提出的新需求，也來源于數字技術對顯著提升社會治理能力的新驅力。所謂數字治理，即運用數字化思維、理念、戰略、資源、工具和規則等新模式來治理信息社會空間，實現數據泛在融通共享、平臺服務資源集聚開放、新技術應用場景持續創新。

　　通過數字治理，數字時代的信息碎片化、數據冗余失真、應用條塊化、服務割裂化等問題得以解決，使得信息數據在政府、社會、市場及公眾之間能夠暢通、有序、可靠地發揮作用，從而提升政府的經濟社會治理效率、優化服務供給、增加公眾滿意度。

　　王彬：目前，一些城市興起的城市大腦建設，即是數字治理的典型體現。城市大腦是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構建的城市數字化運行基礎設施，通過將最先進的數據智能技術與具體城市場景相結合，以實現對城市運行的精準分析、整體研判、協同指揮和科學治理。

　　城市大腦能夠積極幫助解決治理“城市病”，包括停車難、道路擁堵、噪音污染、垃圾增多等問題，已有實踐探索已經表明城市大腦對于城市治理效率的提升價值。例如，杭州城市大腦建設起步早、力度大，在交通、警務、旅游、就醫等方面均成效顯著。

　　中國科學報：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數字治理有哪些具體形式？發揮了什么樣的重要作用？

　　王彬：在此次“人人隔離”的疫情防控中，數字治理充分發揮了數據公開共享、平臺資源開放、新技術場景應用等優勢，助力打響一場“無接觸”、“不見面”、“零聚集”的新型抗疫攻堅戰。

　　例如，“數字政務”構建起了全方位抗疫服務。非常時期，“數字政務”平臺充分發揮作用，實現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統籌調度、科學施策、有序引導及精準服務。而且，越是在那些人流密度大、流動人口多、疫情復雜程度高的城市，“數字政務”越能大顯身手。

　　“數據動態”高效支撐了防疫信息共享。政府各部門、社會各主體在應對此次疫情防控中，通過數字化手段與工具，實現數據的即時開放和二次應用，確保關鍵數據融通共享，為疫情防控提供全面精準的數據支撐。

　　劉磊鑫：在一些傳統公共服務體系因防疫需要而被迫停擺時，各類互聯網平臺、移動互聯網平臺充分發揮其自主化配置社會資源的優勢，與政府部門聯手共治，以線上平臺服務保障了居民開啟“無聚集”、“少接觸”的新生活方式。可以說，“平臺共治”便捷服務了無接觸新生活。

　　此外，在新聞媒體、政府新聞發布會等官方定期發布的權威信息之外，微博、短視頻、直播等新媒體形式以即時化、碎片化、通俗化的方式，成為民眾獲取疫情真實信息的重要渠道，緩解了民眾恐慌，增強了抗疫信心。

　　中國科學報：您介紹的這些形式，是在此次疫情中凸顯出來的，那么疫情后這些數字治理模式是否仍有效？數字治理未來有什么樣的發展趨勢？

　　劉磊鑫：這場新冠疫情防控攻堅戰，不僅向社會展現了數字治理的強大能量，也促進了數字治理實踐的進一步發展。

　　現代公共服務的供給需要政府、市場、社會多元主體的參與，而數字技術的應用使得三類主體在數據融合互通、業務協同方面實現更加有效地互動、互補、互聯。未來數字治理的參與主體將更多元，就像此次疫情防控的數字治理實踐中，主角不再僅僅是政府，政府、科技企業、互聯網平臺、運營商、高校院所、社區系統等多類主體形成了合力，共同抗擊疫情。

　　此次疫情防控的數字治理實踐中，各主體各司其職，又互通協作，最終實現1+1>2的效果。因此，數字治理將更加強調采用協同共治的方式，形成線上線下、前端后端一體化協作的共治共理模式。

　　王彬：數字治理的公共服務也將更為精準。數字技術的普遍應用，一改過去公共資源傳統粗放的服務模式，而是依托先進的數據統籌共享、平臺資源集聚開放、新技術場景應用，使得為公眾提供更精細化的服務成為可能。

　　此外，數字治理的監督評價也將更加開放，公眾參與不足一直是導致傳統管理模式單向、低效的原因之一，在數字治理模式下，數字技術的發展不僅提供了一個渠道開放、指標多元的反饋評估和監管平臺，也使得公眾對各類服務的滿意度評價能夠更加便利化、開放化，從而有效推進公共治理質量提升。

　　中國科學報：為了適應數字治理時代的到來，還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數字治理將對社會發展起到怎樣的推動作用？

　　劉磊鑫：可以預見，數字治理必將逐步取代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給了數字治理極大的探索空間。

　　數字治理頂層制度框架將不斷完善優化。全國數字治理的“陣地大前移”，催動各地加速構建數字治理頂層制度框架，涵蓋建設運營、數據管理、政務服務、監管考核等，研究制定包括服務標準化、數據共享、技術應用、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標準規范體系，通過制度框架保障數字治理持續、健康、有序開展。

　　新技術場景也將持續賦能數字治理能力。數字治理能力的持續提升離不開對先進技術的融合應用。要重視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5G等信息技術的迭代升級和場景應用。

　　王彬：多主體無邊界治理云平臺也將成為數字治理新平臺。聯合政府、互聯網企業、第三方平臺等多主體、統籌整合各類信息系統的統一數字平臺——無邊界治理云平臺，將成為使內部管理與對外服務有機統一的新型數字治理平臺。

　　這一平臺通過創建由多主體組成的各種“工作組”，將打破政府機構之間、政府機構與市場主體之間的界限，實現更廣泛的協同共治和自主治理。

　　最終，智慧治理形態將成為數字治理演進的必然趨勢。屆時，數字治理的技術載體將從數字平臺發展至以“城市大腦”為代表的智慧生態。智慧生態將不再僅僅是治理手段和方式的數字化、智能化，而是整個治理體系和運行機制的智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