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度行政化、資源分配不公、獎懲失措、創新文化貧瘠,是當下科技管理體制失效的主要表現,也是科技體改不得不加快推進的現實動因。院士群體代表國家最高智力資源,得益于體制的同時又或為體制所累,在這場變革中,成為推動者還是觀望者,每個人都面臨著選擇。
兩院院士大會期間,圍繞科技體改的一些爭議話題,部分院士接受了本報專訪。
中國科技界需要怎樣的創新文化?中國工程院院士劉經南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不是一個可以簡單回答的問題,“創新文化不是孤立于某一個群體的,至少應該包括國家、群體(科技界、教育界、企業界、政界)、個人三個層次”。
在劉經南看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不良“基因”制約了我們的創新,比如,重綜合定性而輕邏輯分析的思維方式、重繼承而輕批判的學術傳統、重經驗和實踐而輕理性思辨和科學假設的研究方式等等。
更令他感到憂慮的是,扼殺創新的應試教育還在一代代傳承。“即使你成為一位出色的科學家,也會受到應試教育過程潛移默化的影響。”劉經南說,對于這一點,他感到很慶幸,“我不是應試教育培養出來的”。
上世紀50年代,劉經南在湖南長沙上小學、中學。雖然當時也不算是全面發展的素質教育,但整體環境比較寬松,“可以自由地學”。從小喜歡看書的劉經南,曾在小升初時因為偏科而落榜。“作文經常成為范文,但是數學不怎么好。”他說。
由于沒有考上理想的中學,劉經南在家自學一年。這一年,他不僅在父親學校的圖書館過足了書癮,學會了基本的圖書管理和分類,而且通過數學參考書的自學,實現了數學成績的大飛躍。劉經南說,他當時完全按照自己的興趣博覽群書,這段經歷培養了自己對信息獲取、分類的能力以及快速獵取知識的能力。第二年,他如愿考上長沙明德中學。
明德中學非常提倡學生的個性發展。有的同學喜歡下棋,常常研究棋譜,“小小年紀就連文化宮的長者都下不過他們”。還有一些同學擅長吟詩作對,劉經南心生艷羨,便找書自學寫詩,漸漸也加入到“詩人”俱樂部。
興趣廣泛的他還參加了生物興趣小組,曾自制顯微鏡,放大倍數達到100倍。他還從廢棄工廠找來材料自制古箏、收音機。“我就愛自己動手制作。”回想起來,劉經南至今仍很自得。
劉經南認為,根據自己的興趣發展,對興趣的執著追求,對創新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在劉經南的高中時代,科學家發現了DNA雙螺旋體結構,楊振寧、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獎,前蘇聯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這些事件都對劉經南的成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立志要當科學家。慢慢地,劉經南的興趣集中在天文和生物。“天體和生命都很神秘,很有挑戰性,我很喜歡。”他說。
高中三年,成績一直穩居年級前三的劉經南,高考志愿第一表填寫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生物系。但由于某些原因,他的檔案被蓋上“該生不宜錄取第一志愿表”字樣。1962年,劉經南被錄取到第二表的第一志愿:武漢測繪學院天文大地測量專業。
進入大學后,劉經南大膽質疑,不唯師,不唯書。他后來經常用自己的求學經歷來鼓勵學生:要超越自我,超越前人,超越時代!
劉經南說,無論求學還是治學,他都以興趣為引導,“只有從自己的探索欲出發,才能充分挖掘和發揮自己的最大潛力”。
在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期間,他感觸頗深,無論學生還是教授受應試教育的影響都很深,“就連人本身的探索性、創造性都被抹殺掉了”。
劉經南認為,目前家庭、社會乃至政府的衡量標準都是聽話、溫順才是“好孩子”,反對個性、注重循規蹈矩的文化基因根深蒂固。而偏哄唬、喜訓斥、少引導、輕承諾的教育方式又導致誠信文化的缺失,致使國人理性、自信、淡定的基因不足,易走極端,易跟風。因此,“要對文化基因進行徹底改造,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
劉經南說,中華文化有燦爛輝煌的一面,但也有不足的一面,“無論從群體、個人還是國家層面,都要深刻認識這個問題”。
他認為,科學家、教育工作者、政府官員對這方面的認識和覺醒還不夠。目前只有零星的聲音,沒有形成社會的共識。
“文化自覺是提升國民素質、改造國家發展模式最重要的一點。現在要敢于批判我們文化的弱點,需要一場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新的思想解放。只有發揚文化優勢,摒棄文化劣勢,喚醒創新的文化自覺,我們才能從根基上使創新向前邁進。”劉經南這樣說。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現代精神病學的開拓者,享譽中外的精神病學家、醫學教育家,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首任所長,WHO北京精神衛生研究與培訓合作中心名譽主任,衛生部精神衛生學重點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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