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曉東：異地高考方案需要提問發改委

　　兩會之前，山東省對放開異地高考有所表態，預計2014年將允許非戶籍考生在山東參加高考。山東省的表態表面看似積極，但由于該省高等教育資源相對稀缺，高考成績已經很高，非戶籍考生理智上不會選擇在山東高考，因此這個表態雖然積極，并無特別的代表性，對其他省市特別是京滬以及西部省區沒有什么示范作用。京滬兩地的難點是高等教育資源豐富，西部省區的難點是中等教育質量較低，不同的原因會導致同樣的結果——就是使這兩類地區成為異地高考的水流洼地，沒有管理很易被淹。

　　兩會期間，異地高考再度成為議論焦點之一，遺憾的是各種觀點仍未觸碰問題的核心。教育部兩位部長也分別表態，其中杜玉波副部長表示，各地要在年底前出臺異地高考時間表，但“最后實現年限”由當地政府決定，解決異地高考的問題，“既想到要解決隨遷子女的考試問題，又不能影響北京、上海當地考生的權益”，難就難在“既有要解決的問題，又有不能碰的問題”。

　　那么，什么是不能碰的問題？這個問題很可能就是異地高考問題的核心。教育部的異地高考方案如果將問題都推給各地，會繼續回避和繞開核心問題。

　　理論上稅收為一地居民所創造，只有該地居民具有稅收使用權并享受稅收作為財政經費使用后所帶來的收益。地區大可以為一國，小可為一國內最小的稅收獨立區。1994年我國完成分稅制改革后實行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的分稅制，中央政府收入來源于中央稅和共享稅中的中央分成，地方政府收入來源于地方稅和共享稅中的地方分成。

　　目前部屬高校財政撥款來源于中央收入，由于其為全體國民所創造，因此學校學費對于各省均應相同，生均撥款也不應區分省籍。省屬高校財政經費來源于地方收入，由于其為一省居民所創造，理論上不應當用本省居民創造的財政收入對他省學生予以補助。如果生均撥款不給予其他省籍學生，理論上應導致學費因省籍的區分，外省籍學生理應負擔全額生均成本。例如，上海籍個人未參與創造陜西省地方稅收收入，因此陜西省不應對上海籍學生在陜西上大學予以補助，上海籍學生如選擇陜西省屬大學，其學費應當包括全額生均成本，自然高于陜西籍學生，高出額度恰好應等于陜西省生均撥款。以上基于稅收權力歸屬所產生的學費定價屬地化和基于省籍的學費雙軌制，包括更多財政公平成分，因為要求西部的陜西省對上海籍學生上大學予以補助，顯然損害了公平；反之亦然。

　　以上基于稅收權利歸屬的學費定價屬地化和基于省籍的學費雙軌制在我國尚未實行，稅收權屬不明才是異地高考問題的核心。

　　理論上分析，除去有可能存在的以中央財政為主要經費來源的部屬高校在各省市之間可能存在的名額分布不均之外，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地方稅收為主舉辦的高等學校，如果招收更多本地學生，本省錄取比例增加，高考分數線自然下降，這就是目前北京、上海的情況。地方教育政策制訂者清楚明白稅收權屬，在目前學費和生均財政撥款數額相同、不區分省籍的情況下，招收更多外省生源意味著他們必須對外省學生給予更多財政補貼，因而他們會主動限制本省高校在外省招生數，或者對異地高考方案說不。在目前政策下，當地戶籍居民是既得利益者，從稅收權屬角度看對他們也是公平的，因而他們在目前的討論中并未廣泛發言。但如果北京、上海大批量接受異地考生同時繼續大量補貼，是否會引發本地戶籍居民強烈反應是值得考慮的重要問題。

　　稅收權屬不分引發的問題還包括高考移民、同一所高校在不同省市分配名額不同、錄取分數不同以及相關政策合理性的爭論，此外還會引發省屬高校對生源的封閉。由于不同背景學生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學習是大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源單一來源自然會導致學生之間相互學習質量的降低，校園文化也因生源單一幾乎難以形成，比如北京多所市屬高校周五學生幾乎全部回家，周末學校的講座、辯論、文藝等活動幾乎難以舉行，這同樣是北京市屬高校在生均撥款極高的情況下教育質量難以提升的癥結所在。

　　教育部在2004年分省自主命題的高考改革中回避了問題核心，屬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是去年和今年異地高考問題再次泛起的原因。可以預見，如果稅收權屬不明，異地高考仍會是中國教育的頑癥。

　　解決這個核心問題的關鍵在于實行基于稅收權屬的學費雙軌制，這不是什么新鮮事，比如內地高校學生去香港求學就需要交納比香港本地生源更高的學費，內地學生和家長基于香港高校的教育質量仍然愿意支付。

　　目前教育部一家不能確定學費改革政策，需要國家發改委更多參與。筆者建議，以后討論異地高考問題，學者和新聞界不但要提問教育部，更要提問發改委價格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