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控”之下，應該如何做到碳減排？

7月16日，全國碳市場啟動排放權交易一年整。一年來，碳排放配額累計成交量約1.94億噸，累計成交額84.9億元。總體來看，全國碳市場基本框架初步建立。

對于這樣的一份成績單，中國石化原董事長、黨組書記傅成玉在近日舉行的第四屆未來能源大會上表示，目前成交量還較小，企業主動性還不足。

中國工程院院士、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王金南則表示，要建立基于碳排放總量控制的碳市場，以提高其效能和水平。

新政抑制“攀高峰”

王金南透露，今年以來，國家有關部門多次會議提出加快建立碳排放雙控制度，即碳排放強度和總量雙控制，并且政策需求“越來越緊迫”。

碳排放強度是指每單位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所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005-2020年，我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下降48.3%，超過了向國際社會承諾的40%-45%。

但是，我國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還需要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相比于歐盟碳達峰至中和約70年的時間跨度，我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時間緊、任務重。

“實施總量控制是克服碳排放‘攀高峰’的有效機制。”王金南表示，相比于強度控制，碳總量控制具有更強的約束力和調控作用，尤其是可以設定明確的“天花板”，有效避免部分地區和行業出現“攀高峰”現象。

他認為，碳達峰碳中和“不可能齊步走”，首先必須對電力，交通，建筑等重點行業提出總量控制目標。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能源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杜祥琬亦表示，從地區上說，可再生能源豐富的地區盡早達峰；從行業上看，鋼鐵、水泥等產業應該率先達峰。

“實現雙碳目標是一個長達幾十年的科學轉型過程，政策系極強，既要防止一刀切、簡單化，又要防止轉型不利，帶來落后和無效投資。”杜祥琬說，通過加快推動技術進步和發展轉型，我國可以實現高質量的碳達峰和如期的碳中和。

技術創新破解悖論

國際能源署首席能源經濟學家Tim Gould在大會發言中表示，在巴黎協定締結之后的5年里，全球清潔能源投資每年僅增長2%左右，但2020年以來這一比例上升到每年12%。增長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在可再生能源和電動汽車領域發揮了主導作用。

數據顯示，在2021年全球電動汽車銷量構成中，中國車市約占據一半。在出口銷量方面，2021年中國市場對外出口近50萬臺電動車，領先于全球其他國家。

“2021年一年我國電動汽車的銷售量幾乎達到了前10年的總和。”傅成玉認為，未來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出口國，從根本上說是由于我國堅持了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發展道路，促使電動汽車行業實現高速發展。

對于經濟發展和節能減排之間存在矛盾的看法，傅成玉認為，“這是典型的二元論思維”，破解這一悖論，還是要將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作為切入點。

對于減排最為困難的制造業和傳統能源行業，傅成玉提出兩條建議：提高能效和采用二氧化碳的回收儲存和利用（CCUS）技術。

他指出，我國一些行業還在采用二三十年前的技術標準，因此節能潛力很大，并且最為簡單可行。“我們實踐過，通過投入把企業的能耗在3年里降低接近20%。”此外，二氧化碳回收、固化、利用技術也已經開始成熟。

“在這個領域的技術研發和科技創新，無論投入多大都值得，都會比我們關煤礦、關電廠成本低。”傅成玉說。

碳核算終結“貓捉老鼠”

對于如何引導企業把功夫下在技術進步上，傅成玉呼吁加強碳排放的統計計算這一基礎性工作，利用碳排放交易市場做文章。

“我們的碳排放主要來自于企業，特別是工業企業，但是他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排了多少碳、是怎么排出來的，這為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帶來了盲區。”

傅成玉指出，配額制不利于調動企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積極性。更有些地方和企業會“貓捉老鼠”：1-10月放開生產，到年底眼看不能完成指標了才開始關設備，甚至停工明年再開。

王金南亦建議設立明確統一的排放量核算、考核要求，為碳市場提供清晰穩定的市場信號。

實際上，國務院在《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中已經提出要建立全國統一的碳統計核算方法。但傅成玉指出，各行各業、各個企業，甚至每條生產線的排放都不同，應由企業率先開展工作，開發相應的算法和統計方法。

“實現‘雙碳’目標，不是別人讓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必須要做。我們為什么要做？因為這樣才能推動科技創新、技術升級、產業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提升中國未來經濟競爭力。我建議企業先立足這個高度開展‘雙碳’工作。”傅成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