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博士入職縣城機關意味著什么

　　前段時間，4名“雙一流”頂尖大學的博士入職浙江省常住人口不足20萬的遂昌縣，并擔任政府普通工作人員的消息經媒體披露后，引發了公眾的猜測、疑惑。連日來，類似的困惑似乎并沒有因專家的解釋而有所減少。

　　因為這樣的選擇不再是孤例，而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數量將會越來越多，規模也會越來越大。它所涉及的恐怕不僅是個人的升學和職業選擇，也包括博士生招生、培養體制機制調整和改革的問題。

　　博士生個人職業選擇上的下探并不是今年才有的現象。這幾年，中外名校博士在深圳中學的招聘公示榜上“扎堆”的現象已為人們所熟知。就大學內部看，名校畢業的博士生能夠留在本校任教的已屬鳳毛麟角，如果仍想留在教育界或學術界，絕大多數博士會選擇前往下一級或更低一級的高校，有些甚至已經走入了高職院校。

　　博士就業選擇上的不斷下探趨勢之所以會引起人們的猜測、疑惑，是因為在多數人的眼里，博士是學歷上的最高等級，就讀難度也屬最高。受過最系統的學術訓練的人去做普通高中生或本科生也可以勝任的工作，這等于是大材小用。

　　在有些媒體分析中，把名校博士生對偏遠縣城的選擇歸因于為獲得“公務員編制”，因而以“學歷的盡頭是編制”加以揶揄，這屬于典型的皮相之論。

　　從某種意義上說，讀博就是一次人生實驗。就個體而言，從本科到碩士研究生，再到博士研究生，都是知識不斷豐富、認識不斷深入、思考不斷成熟的進步過程。而除了“為文憑而文憑”的少數人以外，大多數選擇讀博者最初也都有一種追求學術的理想。

　　然而，學術界也有一個客觀標準。當一名學生達到這個客觀標準時，就可能被留下；反之，若達不到時，就會被無情淘汰。所有的讀博者在進入博士階段前，都不可能預知自己是否適合從事學術工作。因此，讀博就成了一次檢驗自己是否適合從事學術研究、適應學術環境的實驗。

　　此處無意貶低進入中學從事基礎教育或奔赴偏遠縣城從事基層工作的名校博士畢業生，但他們肯定是在這次人生實驗中，確定自己不適合從事學術研究，才作出這樣選擇的那部分人。他們的人生選擇并非盲目，而更多地體現出一種理性。對于一個人的理性選擇，旁人又有何理由去指責呢？

　　但是，長期以來，社會對博士生都有著極高的期待。這樣下探式的選擇與社會的超高期待之間相差懸殊，旁人不可能等閑視之。而國家對博士生培養上的投入遠大于本科生的事實也表明，國家對博士生的期望也高于本科生，博士畢業生去做本科或者高中畢業生就可以做的工作，肯定不是國家期望之所寄，不滿意也是必然的。

　　現在的問題是，一方面，博士畢業生的職業選擇呈不斷下探的趨勢，另一方面，高校博士生招生規模卻在持續擴大。相關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博士招生人數將突破13萬，在讀博士生達到約56萬人。以此推斷，每年7萬左右的博士畢業生的命運將會繼續突破下探的底線，并且在短期內沒有觸底反彈的可能性。

　　當下中國高等教育早已走出規模效應的階段，可是“內涵建設”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博士層次的人數增加。筆者曾說過，“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的規律絕不適用于學術評價，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才是學術界的正常狀態。因此，大學的內涵建設不僅要走出單純追求高層次人才數量的誤區，也要避免行政化標準造成的“帽子”滿天飛的泡沫現象。

　　要解決職業選擇下探與招生規模擴大的吊詭問題，研究生培養機制上的“博士前期”或者中國式的“碩博連讀”就勢在必行。

　　“博士前期”或者中國式的“碩博連讀”，其實是將研究生的人生實驗提前三年。博士前期課程仍著重于打基礎，較之本科階段，它有更寬的知識面要求和更專業化的訓練，對社會的適應力也會更強。

　　學生在讀完全部博士前期的課程后，如果覺得自己不適合從事專業性的學術研究，便可以選擇畢業，獲得碩士學位，不必等到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后，再作出那么艱難的抉擇，這樣也節省了時間成本。

　　反過來看，經過“博士前期”的嚴格篩選，那些成績更優秀、更愿意以學術為志業者會超越功利，更專心地撰寫博士學位論文，并且不會輕易放棄學術研究，“大材小用”所造成的“博士學位”貶值的狀況也就不會再次發生。

　　總之，博士學位的社會認知決定了對讀博者的高期待，博士學位的培養定位決定了對讀博者的高要求，而個人的人生選擇如何適應這一期待和要求，則應該是攻讀學位者在學習博士前期課程的伊始就要三思的。

　　（作者系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