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珀：是什么造就了一所偉大的大學

　　“是什么造就了一所偉大的大學？”這應該是當代高等教育中人們一直在探索的一個命題。2010年7月1日出版的《泰晤士高等教育》刊登了英國著名學者的長篇文章探討這一問題，它對當今中國的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簡稱THE）是一份英國出版的高等教育刊物。7月1日，該刊以《感觸偉大》（Touching Greatness）為封面文章的題目，探討“是什么造就了一所偉大的大學”這一問題。其主打文章為《偉大的未知數》（The Great Unknown），同時配有編者的推薦文章《領袖：尋求卓越時的關鍵詞》（Leader: As One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偉大的未知數》一文的作者是格里艾姆·哈珀（Graeme Harper）教授，他是英國班戈大學（Bangor University）藝術與人文學院副院長，還是創作研究與傳媒學院創作產業研究中心（Creative Industries Research Centre）主任。作為英國知名學者，哈珀對高等教育有深刻的研究，擔任著一些學術組織高等教育委員會的主任等職。

　　美國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國際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奧特巴赫（Philip Altbach）教授說，提到世界一流大學，“人人都想要，卻沒有人知道她是什么，也沒人知道怎么去得到她”。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一所偉大的大學？是否一定要以西方大學為模板，甚至具體地說，就是要以美國為榜樣，還是說，只要看其所從事的研究水平高低就可以了？

　　哈珀教授從2001年開始，接手了一個全球性的高等教育研究項目，試圖回答的問題就是：“是什么造就了一所偉大的大學”（what makes a great university）。對于這樣的問題，他必須要捕捉到“偉大”（great）的精髓之所在。他說，最開始的時候，這不過是“個人的學術興趣而已”，但很快他就被這個題目迷住了。2002年初的時候，他開始了第一次的國際遠游，并且自此之后，訪問了世界各地的眾多高等院校。

　　在哈珀教授看來，假如我們想象這個世界是由一系列的力量所構成的，比如：有些是我們必須要承受的（如大自然的強勁力量）；有些是我們通過人類的發明創造而有能力加以控制的（如人類對時間和空間某些方面的影響）；有些則是人類可以主宰的（如人類對于自己的發明創造），那么，高等教育應該歸于哪種類型？高等教育背后的力量是什么？高等教育本身的力量又在哪里？

　　哈珀教授說，探討一所大學何以“偉大”（great）抑或“成功”（successful）是當今世界的熱點問題。在全球范圍內，人們似乎更關注政府與高校在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只要上網去看一下，就可以查到成千上萬的相關條目，其中既有各個大學的報告、未來的規劃，也有各種不同的使命觀和眾多的政治政策與決定。

　　哈珀教授承認，自己閱讀過很多此類材料和文獻。他說，現在最流行的無疑是各類高校排行榜了。但有趣的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比較不容易，于是，在各個國家內部所進行的比較既繁多又常見。在印度，有對印度大學的科研水平進行排名的排行榜；在中國，有網上針對中國所有高校的排行榜。

　　哈珀教授說，在這些排行榜中，人們探討的是成功，尋找的是卓越，張揚的是志向等等因素。在此，似乎已經沒有必要再去追問，每位學者究竟在全球范圍內為專業、學術界、社會與國家都作出了哪些貢獻。他說，如果學術界曾經只是一個研究個人興趣的場所，那么，這樣的記憶已經在全世界范圍內被人們迅速地淡忘了。哈珀教授的研究表明，如果要問大學何以“偉大”，首先就要找準正確的方向，否則就會出現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結果。

　　在最近的10年里，哈珀教授造訪了全世界五大洲的眾多一流高校，而最近這幾年，重點集中在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的高等院校。他說，自己所到之處，只是訪問和觀察而已。

　　在我們的個人經驗中，一旦問起一所大學何以出眾，人們往往會說，她的教學如何的出色，學術水平如何的高端，校園多么的漂亮，建筑多么的古老而優美等等，或者所有的因素兼而有之。但問題是，這樣的因素，是否是一所大學被稱為“偉大”的原因所在？

　　2002年，哈珀教授造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簡稱MIT）。他說，他當然可以肯定自己所訪問的是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那么，MIT給自己留下的是什么印象呢？那的確是“偉大的研究——探索性的、開創性的、好奇心所驅動的研究，是知識財富與對知識的渴望在個體與群體中的一種有機傳播”。談到MIT的研究，其光芒照人，似乎根本用不著言說。那么，這是不是一所偉大的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呢？

　　哈珀教授說，也許是，但問題是，一旦你有類似的發現，這些發現就會引出更多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就又會驅使你去做更多的訪問。他想要尋找的是，MIT在實驗室之外還有無可貴之處？

　　再說漂亮的校園。哈珀教授于2004年11月造訪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當他站在這座美麗校園古老的建筑面前時，他在問自己：這所大學在對自己述說著什么呢？一般來說，偉大的大學都會有一些美麗的建筑設施，正是她們將歷史和傳統融于現代社會之中，使人們既能意識到過去和當下，也能意識到未來。那么，什么樣的建筑使一所大學顯得卓爾不群呢？其實，哈珀教授更想追問的是：是否有了古老的建筑，一所大學就可以稱為是“偉大的”大學了呢？

　　哈珀教授很遺憾地說，雖然大學中的建筑大都是象征性的，但他還是發現，即便是那些年長的學者也會把它們與那些使大學成為偉大的因素混為一談。他認為，如此一來，人們既發現不了“偉大”，也找不到“偉大”的潛力所在。

　　由此，哈珀教授得出了一個結論。他說：“這也許是人類的弱點吧：把一種理想附著于客觀的附屬品之上，要遠比在現實中去實現理想輕松得多。”于是，哈珀漫步校園，走進教室聽課，注意瀏覽辦公樓里的留言板，與清潔工、安保人員交流，與出租車司機聊天。他努力要去發現那些在學術水平、建筑設施等等之外的因素。

　　經過10年的潛心研究之后，哈珀教授發現，盡管大學的學術研究的水平高低最為人們所關注，但大學的理想（ideals）更為重要，因為正是這樣的理想使一所學術機構（an institution）成為了一所大學（a university）。他指出：“堅定不移地堅持大學的理想而不是訴諸于短期的調整策略，乃是一種勇敢的行為。”

　　為什么這么說呢？哈珀教授提出：“一所偉大的大學的品質所在，不會偏于一物，也不會只求一能，而是諸多人類活動的組合、重要理想的集合、各種人類力量的融合。”就此，他提出，“所有大學都有或者說潛在的有其偉大的一面。”

　　哈珀教授說，在他從事該項研究10年后，他有一個秘密，或者說是一個小計策：要想研究“是什么造就了一所偉大的大學”，“不要僅僅去問學者們。實際上，應該最后去問學者們”。那么，首先應該去請教誰呢？應該去問那些給圖書上架的圖書館的助理員們，問校園的保安和清潔工，問園藝工人和開校車的女司機。問校園附近大街上的人們，商店的店主，旅店的老板，議會的工人。還要問大學所在城市的出租車司機們。

　　哈珀教授講了一段自己的親身經歷。他在2008年去訪問圣安德魯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s）這所蘇格蘭最古老的大學。談到這所大學，人們的話題都難以避免地會圍繞著年代和傳統來談。但問題是：是否這些就是這所大學所要追求或者是達到“偉大”之處所具有的能力呢？

　　也許是。但令哈珀一行感到驚訝的是，他們在圣安德魯斯所遇到的出租車司機，對這所大學的了解要遠遠多于這所大學中的很多學者。他們不僅能說出一些重要的年份和重要事件的年代，而且能夠說出大學主圖書館的概貌，還能回憶起哪些教授在什么重要的公共場合所作的某些重要的演講。據此，哈珀說：“這不僅僅是一種地方自豪感，它與一個學術共同體的創造力（creation）、再創造力（recreation）及其貢獻（contribution）休戚相關。”但問題是，就其本質而言，在這種創造力和再創造力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東西？一所大學又是如何作出貢獻的呢？

　　歷史學家托馬斯·班德（Thomas Bender）說過：“無論有怎樣的地方色彩，歷史地看，一所大學都在不停地為學問（learning）而努力，它至少會朝向某種普世的意義。”

　　在哈珀教授看來，這里的“朝向”并非到達的表面行動。問題的關鍵在于，“追求”（seek）居于大學理想的核心地位，無論是在概念的范疇還是在其使命陳述（mission statement）之中，莫不如此。但更為重要的是，追求還應該居于個人和高等院校實際行動的核心地位。這樣的價值觀要遠遠超越日常的正規教學行為，也遠遠超越循規蹈矩的學術研究、常規的知識傳播或是計劃內的高校活動。換言之，在其核心之中，追求（seeking）的行動要超越與“大學”有關的任何專業的界限。哈珀教授說，十年的探索經驗告訴他，創立一所偉大的大學，要比創辦一所機構齊全的學術共同體困難得多。

　　哈珀舉例說，當我們對大學進行分類時，總是喜歡去考察她在地方、地區、國家以及國際上的影響。但他認為，盡管這樣的分類有時候很有說服力，但也恰恰是這樣頗有局限性的分類標準，削弱了所有大學有可能對世界作出貢獻的一種潛在的普遍性。

　　大約一年半前，哈珀教授與哈佛本科生學院（Harvard College）的院長進行了一次交談。他提出的問題是：是什么使哈佛居于全球高校的領先地位？他得到的答案簡單而直接：領袖意識（leadership）。他說，來自哈佛大學的答案是：“那些進入哈佛大學的人，從入校的那一刻起就把自己視為領袖（leader），而且任何時候他們都牢記這一點。”

　　哈珀教授為此提出了一個新的詞匯：“知識的棲息地”（knowledge habitats）。他說，“所謂知識的棲息地，無論是實體的還是虛擬的、物質的還是概念的，都是指知識能夠得以推進的地方”。“知識的棲息地一半是建立起來的，另一半則是建立在所有學者和學術界對創造、檢驗特別是探索的信仰和觀念之上”。哈珀教授說，在知識的棲息地，領袖意識并非一種品牌而是一種感覺，探索（exploration）是其核心的志向，可以說，領袖意識與探索這兩者都是系列行為。既然創造知識的棲息地是最基本的，這也就成為偉大的大學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哈珀教授說，在倫敦，一所久負盛名的大學校長告訴他：無論發生什么事情，大學都應該有所發展，并充分利用好知識的棲息地——這話怎么理解呢？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校長（vice-chancellor）奈吉爾·史瑞夫特（Nigel Thrift）的一席話，為此作出了注腳：“各種思想能夠自由、公開地交流，學術自由，沒有偏見，大家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工作。”他還說，如果一所高校不能堅持這些基本的學術價值觀，就不配稱為大學。同時，要千方百計地保護這樣的價值觀，“一切都居于次要地位：沒有這些價值觀，我們就不能被稱為大學了”。

　　哈珀教授在文章的結尾處說：“在我們所處的這個——金融的、政治的、體制的——各種力量總是對立的世界中，有一點可以確信無疑：高等教育的力量（無論她是什么，也無論她能是什么），恰恰在于人類的雄心壯志（human ambition）。”為此，人類應該為高等教育承擔起全部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