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轉化醫學與醫學實踐

　　轉化醫學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像是Science這樣的頂級期刊近年來也增加了Science轉化醫學這一子刊，希望能通過更多這方面的研究新成果，來促進轉化醫學的研究分享與進步，近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醫學科學部特以“淺析轉化醫學與醫學實踐”為題，從醫學發展進程、基礎醫學與醫學各學科發展之間的關系闡述了轉化醫學產生的必然性，并介紹了我國轉化醫學研究存在的問題, 提出了對策和建議。

　　1977 年，Engel等人在Science雜志上發表“需要新的醫學模式：對生物醫學的挑戰”的文章, 提出了生物-心理-社會-環境的醫學模式，這種模式下醫學被定義為處理健康相關問題的科學, 以治療和預防疾病、提高人體自身素質為目的。隨著醫學的發展，人類對疾病和健康危險因素的認識不斷深入。目前定義的危害健康的因素主要包括遺傳、生物、心理、生活方式、醫療系統(醫療事故、院內感染等)、環境、社會等, 交織形成了復雜的健康多因素模式網絡。

　　近幾十年來基礎醫學研究的豐碩成果使人類對疾病的認識從器官、組織、細胞水平深入到了基因、蛋白等分子水平;醫學新概念不斷涌現, 如基因組醫學、環境醫學、循證醫學、整合醫學等; 這些新概念體現了基礎醫學快速發展, 推動了醫學實踐的進步, 并將對醫學模式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 基礎醫學研究成果并不會自動轉化為醫學實踐, 還需要相關研究將這些成果轉化為臨床、護理和預防醫學可用的、系統的醫學理論醫療產品和服務。

　　這篇文章從轉化醫學: 從基礎醫學研究到醫學實踐的橋梁，影響基礎醫學研究向醫學實踐轉化的原因及對策，我國轉化醫學研究的國情及發展對策，轉化醫學與循證醫學、整合醫學等幾個方面進行的論述，其中關于我國轉化醫學研究，作者提出，我國也十分關注轉化醫學研究，北京大學醫學部于20世紀90年代初設立基礎和臨床結合研究基金, 以促進基礎研究與臨床的結合。2007 年, 上海交通大學成立了Med-X 研究院專門進行轉化醫學研究。迄今, 我國已有專門從事轉化醫學研究的研究中心超過12 家。2010 年 5 月, 來自中國、中國香港和臺灣、美國、英國、德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的轉化醫學領域的科學家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國際轉化醫學學會”籌委會會議, 在香港注冊成立全世界首個“國際轉化醫學學會”。

　　然而轉化研究不等同于已往的“產學研結合”的概念, 體現在它有一個專注于轉化醫學目標的專門化的研究系統;同時又是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模式;需要有多重分析技術平臺的集成;還要包括一定的市場化運作。因此我國在發展轉化醫學研究時, 不能單純地復制我們以前的經驗, 認為建立研究中心, 把從事基礎和臨床研究的科學家集中在一起就能夠把轉化研究做好。

　　作者指出，這里不妨關注一下發達國家的經驗, 以哈佛大學轉化醫學中心為例, 該研究中心不是轉化研究的主體, 不包含特定的課題研究組。它主要是為轉化研究提供信息、技術、知識、人力資源等支持服務, 同時研究“轉化研究”本身可能存在的問題, 并試圖找到解決方案。他們認為并不需要為轉化醫學研究本身專門開辟新的研究場所, 因為開展研究的還是原來進行基礎或臨床研究的人員, 他們已經有充足的研究場地。而促進大家開展轉化醫學研究的關鍵是幫助研究人員克服那些阻礙基礎醫學研究成果向醫學實踐轉化的因素, 構建有利于轉化醫學研究的軟硬環境, 使有基礎研究成果、又有興趣開展轉化研究的科學家了解周邊可用的人力及技術資源, 幫助其整合已有資源, 并在遇到技術問題時提供參考意見, 提升他們開展轉化研究的能力和效率。

　　之后文章又探討了我國轉化研究面臨的問題，其中提到了前期基礎研究成果不多, 重要的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少;缺乏做轉化研究的一些必要基礎技術;轉化研究人員的知識準備不足, 缺乏高水平轉化研究團隊等方面問題。

　　文章最后指出，轉化醫學不以拓展人類對疾病和健康的知識為目的, 而是研究如何將已有的知識變成現實的醫療服務，這是醫學界對目前醫學研究模式反思后的自我批判, 也是對社會需求的回應。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 醫學研究經費雖然快速增加, 但絕對數量仍然不足. 如何使用有限的醫學研究資源獲得最大化的社會效益, 最大程度滿足人民群眾不斷提高的醫療服務需求, 始終是醫學界和衛生政策制定者需要考慮的問題。轉化醫學研究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