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于《Nature Cities》的研究顯示，這一問題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引發住房市場變化后加劇。自 2017 年起，其"范圍與嚴重程度都在擴大"，波及更多美國城市，包括波特蘭、鳳凰城、休斯頓、亞特蘭大、達拉斯-沃斯堡、費城，以及洛杉磯、紐約、舊金山等大型都市區。
研究還發現，在 15 個最大城市中的 12 個，有色人種不成比例地受到家庭缺水的沖擊——作者將這種狀況定義為"管道貧困"（plumbing poverty）。來自倫敦國王學院與亞利桑那大學的研究者警告，這應敲響"警鐘"，并呼吁正視不平等正在供水領域蔓延。
"令人警覺的是，這么多美國城市——包括那些被認為富裕且增長中的城市——如今容納了更多生活在極端貧困、即無法獲得自來水的人群。"首席研究員、倫敦國王學院環境正義教授 Katie Meehan 說，"我們的研究首次追蹤了這些隨時間的變化，從 1970 年代起步，注意到 1990 年代管道貧困的急劇城市化，以及 2008 年危機與當前住房、生活成本危機觸發的急速加速。"
研究者指出，將供水保障納入住房政策、補貼低收入家庭的水管接入與維護費用，并加強社會基礎設施投資，才是化解"管道貧困"難題的根本出路。唯有系統性干預，把水權視為基本人權而非市場商品，方能讓斷水危機真正有解。
這項研究的意義，在于把"缺水"從遙遠的發展中國家議題，拉回富裕國家的城市核心。它提醒政策制定者：在房價與生活成本持續攀升的今天，基礎服務可及性正成為新的社會裂痕，亟待以公平為導向的公共政策來彌合。否則，"管道貧困"只會隨住房危機進一步擴散。
具體而言，地方層面可通過租金管制、水費階梯補貼與老舊管網改造多管齊下；國家層面則需把供水可達性納入貧困治理指標。Meehan 團隊的工作為這些政策提供了堅實的實證基礎，也讓"城市缺水"第一次以可被追蹤、可被治理的面貌，擺上了公共議程。
更重要的是，這項研究建立了一套可復用的追蹤方法：通過長期住戶調查與公用事業數據交叉比對，城市能夠動態監測"管道貧困"的邊界與演化。有了測量，才有干預。當決策者能像看待失業率那樣看待斷水率，資源才會真正流向最被忽視的角落，讓基本生存權不再取決于郵編與房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