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科研誠信問題不應“高舉輕放”

   近年來，科研誠信事件不斷“出圈”，成為公眾廣泛關注的熱點。而對這些事件的處理結果，更是受到各方熱議。

在我國科研水平不斷提高、科研活動特點已發生較大變化的今天，科研誠信事件應當如何處理好？2021年兩會期間，《中國科學報》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蔡榮根，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楊學明，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交通大學教授鐘章隊進行專訪。

《中國科學報》：科研誠信問題歷來受到科教界代表、委員關注，在歷年兩會上都是大家熱議的焦點。你如何看待科研誠信？

蔡榮根：應該說，科研誠信是科學精神的精髓，事關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價值取向，是非常重大的議題。我參加的全國政協會議小組討論會上，委員們也經常議論。

當然，我們作為專業工作者，在討論科研誠信問題的時候，需要把它和“學術爭論”嚴格區分開。對科研不端“零容忍”，但對正常的學術爭論則應當鼓勵。

《中國科學報》：要怎么做才能稱得上“零容忍”？

蔡榮根：按我的理解，“零容忍”應該是一個態度、一個原則。從操作上來講，則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在專業工作者進行扎實的調查基礎上進行判斷。

實際上，我們已經有規定，科研誠信問題分為多個層次，從不當署名、夸大成果到造假剽竊。這些問題的輕重不同，處罰力度也應該不等。

《中國科學報》：如何評價當前我們對科研誠信問題的處理？

蔡榮根：這些年來，我們的確在科研誠信問題上出臺了很多政策和規章制度，各個單位也都有類似于科研道德委員會的組織來處理這類問題，但卻沒有明確的條條框框來量化處罰細節。這就導致了潛規則做法很多，處罰彈性空間大，很少起到警示作用。

很多時候明明出了問題，處理的時候卻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我認為，當前，對科研誠信問題還應該加大處罰的力度。應嚴格按照規章制度，對違反誠信的行為小問題小處理、大問題大處理，事后的嚴格處理遠比事前的警示教育效果要好。

鐘章隊：目前，我國在處理科學問題時有很多其他社會因素的干擾，科學自主性很強，大家應當就事論事地討論，不應當將所謂權威、私利摻雜其中，應當讓問題盡量在規范的科學共同體內去討論解決。

楊學明：從科學史上看，各國都有出現學術不端問題，我們現在大的科研氛圍還是積極向上的，但是對于科研誠信問題處理的方式不夠成熟不夠有效。正常機制下，科研誠信問題處理應該由科學界內部和科技管理機構解決，但現在存在的現象就是這些糾錯機制不夠有效，經常使得政府部門、公眾輿論介入，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對科學發展也不好。

《中國科學報》：“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有哪些具體表現？

蔡榮根：例如，科研誠信事件出現之后，一般是由當事人所在單位學術組織先做鑒定。令人失望的是，這些單位都是優先保護本單位的當事人，批評教育一下就了事，給公眾造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壞印象。

這樣的做法也是極其短視的。

《中國科學報》：對于這個問題，你有什么建議？

蔡榮根：這需要小到科研工作者、所在單位，大到整個科學共同體，都應該負起責任來，建立一種良性發展的生態。

這里也應該強調，科研機構要對此負起責任來，而不是總抱著“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思想處理科研不端。例如，哈佛大學對在心臟干細胞上造假的科學家進行了頂格處罰。

科學最為看重的是論證過程，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當前，我國科研誠信教育亟需可以用于警示學習案例，對于廣大科研工作者來說，有關方面對學術不端丑聞快速響應，進行公開、透明、詳細的調查，拿出科學、公正、令人信服的調查處理報告，才能讓標準和規則公開，降低大家觸犯這些誠信準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