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白：只喜歡“安安心心作點研究”

　　不喜歡為各種社會活動奔波忙碌，也不喜歡呼風喚雨組織大型項目，夏建白說，他只喜歡“安安心心作點研究”。只是鮮有人知，為了安心，他曾走過一段并不平坦的科研人生路。

夏建白在他工作了二十余載的辦公室

　　一場秋雨落下，九月初的北京已有絲絲寒意。像往常一樣，陪著老伴和外孫吃過早飯，年過七旬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夏建白準備換衣出門。

　　套上夏天常穿的白色圓領T恤，夏建白又添了一件短袖條紋襯衫，以防著涼。窗外的雨越下越緊，把那雙專為下雨天準備的黑色布面膠底球鞋踩在腳上，夏建白拿起傘，走出家門。

　　早晨八點，小區里不乏與他年紀相仿的身影，他們大多是要去附近的菜市場趕早市。而夏建白，則是準備前往辦公室，開始他一天的工作。

　　一個普通的初秋早晨，記者在中科院半導體所的辦公室內如約見到了夏建白。他已在這間屋子內躬耕科研近二十余載。

　　安靜的辦公室內，靠窗是一張上了年頭的辦公桌和一把老式的木制靠背椅，夏建白喜歡埋頭于此，少人打擾。角落里的一排“櫥柜”格外顯眼，上面放著電飯鍋、微波爐，墻上還掛著洗碗布。他習慣從家里帶飯解決午餐，“吃完就在沙發上躺一會兒”，養精蓄銳后繼續埋首書堆。

　　到了這般年紀，難道不是該頤養天年，享天倫之樂嗎？

　　“雖然年紀大了，但作為一個男同志，在家里沒事干也真是難受。”夏建白呵呵笑著。

　　不喜歡為各種社會活動奔波忙碌，也不喜歡呼風喚雨組織大型項目，夏建白說，他只喜歡“安安心心作點研究”。

　　安心作研究，這是采訪中夏建白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得最多的一句話，道出了他走上科學之路最初的理想，也道出了他至今不息的追求。

　　只是鮮有人知，為了安心，他曾走過一段并不平坦的科研人生路。

　　時光回溯至1970年的北大。當時，在此任教的夏建白主動申請調離，提出要應召前往地處四川樂山的二機部585所（現核工業西南物理研究院）工作。這一選擇，至今為很多人所不理解。

　　“其實，我也沒有什么崇高的想法。”四十多年后，夏建白回憶起這背后的種種過往，心緒平靜。

　　在那個政治洪流裹挾一切的年代，夏建白的選擇皆因大時代中的個人命運而起。

　　上學時埋頭書齋，夏建白一直沒有認真考慮過婚姻大事，直到碩士畢業時，年近三十歲的他才經人介紹認識了初戀女友——當時在清華讀書的秦華曾。

　　兩人相識不久后“文革”爆發，夏建白被派往江西鄱陽湖畔的鯉魚洲農場參加勞動，在一片荒野上“接受再教育”。由于表現較好，他很快就被調回北大，從事面向工農兵學員的教學工作。無奈愛人秦華曾畢業時，被分配到河北邯鄲制氧機廠當了車間工人。

　　“兩人結婚后總是分居，一時間很難解決。”恰在此時，二機部招攬科研人才，并且可以夫妻二人一起調往。夏建白覺得，盡管585所地處偏遠，但這的確是一個解決分居問題的機會。

　　事實上，夏建白之所以想“出走”北大，更是因為眼下的事業困境。

　　他看到昔日作為“學術中心”的北大，成為由“軍宣隊”、“工宣隊”掌管一切的“政治中心”，早已沒有了潛心科研教學的環境。深知自己“性格直率、不懂迎合”的夏建白為前途深感擔憂，參加“三線建設”做些實際的工作，應不失為符合心意的選擇。

　　“二機部是搞核物理的，當時去的時候我就作好了思想準備，打算不搞半導體了。”大學期間，因受著名固體物理學家黃昆影響，夏建白立志師從黃昆從事半導體研究。然而一系列政治運動中被荒廢的業務工作，讓他“對半導體也沒有了太多留戀”。

　　大學畢業時，學習理論物理專業的夏建白曾作過原子核物理相關論文，研究方向的“跳轉”于他而言并不算離譜。只是他當時想要得到的，其實唯有一方安靜的書桌。

　　二機部585所深居樂山城邊的大山之中，因為是機密單位，幸運地免于政治運動干擾。“以退為進”的夏建白攜妻子歸隱在山，可謂度過了自己科研事業中某種意義上的“黃金八年”。

　　“我去到了一個真正能夠安心的地方，每天可以看書、作研究。雖然研究主題變換了一下，但基本功卻得到了很好的訓練。”夏建白笑言，那樣專心致志的研究環境，恐怕在今天也很難再找到。

　　不需要爭取項目、不需要開各種評審會、不需要寫無數的申請書和總結報告，也沒有發表論文的壓力……

　　8年間，夏建白以極大的熱情，一心從事著等離子體和受控熱核反應的研究，寫出論文數篇。這些成果，因保密需要都被鎖進了保險柜。難得的是，585所作為上世紀70年代全國少有的幾家配備計算機的單位之一，他在那里學會了利用計算機進行科學運算的方法，受益匪淺。

　　身處山野，寧靜單純的科研環境之外，夏建白一家卻必須面對異常艱苦的生活。

　　每個星期，夫妻二人都要拿出一天時間，背起背簍、騎上自行車進城買菜，而在途中，他們必須跨過一段由108個臺階組成的石階路。每次行至這里，兩人扛起自行車小心翼翼邁下臺階，到了江邊大路才能騎車向城里“飛馳”而去；買菜歸來，他們又要扛起自行車拾階而上，一步一步朝著家的方向奮力攀登。

　　“條件確實很苦，可是我一點也不后悔。”夏建白的眼神中，有一種苦盡甘來的幸福。

　　8年間心無旁騖、潛心科研，夏建白在585所很快成長為業務骨干，眼前的事業一片坦途。直到1978年，“科學的春天”讓背井離鄉的夫妻二人對未來有了更多的遐想。

　　夏建白的妻子是北京人，她總盼望著有一天，能夠重新回到家鄉生活。而看到全國的社會環境大有改善，夏建白也有些動心了。

　　“正好聽到消息，說鄧小平親自‘點將’，讓黃昆先生到中科院半導體所出任所長。”盡管離開半導體領域已有數年，但回歸“老本行”的愿望仍在夏建白心中隱現。他給闊別多年的導師黃昆寫了封信，表達了希望調回北京，繼續跟隨他從事半導體研究的愿望。

　　對于固體物理曾考出滿分的弟子夏建白，黃昆一直留有極深的印象，答應提供幫助。他直接找到了自己的老師、時任二機部副部長的王淦昌請求協助，一番周折后，夏建白最終回到北京，如愿調入中科院半導體所。

　　回歸半導體研究，夏建白已是不惑之年。而這一人生轉折，最終讓他得以重新出發，重拾早在大學時代就已立下的宏愿和志向。

　　在北大求學時，理論物理專業需要接觸眾多學科，場論、粒子物理、原子核、相對論……而讓夏建白印象最深的，就是黃昆講授的固體物理。

　　“他講課總是能夠深入淺出，物理概念非常清楚。”夏建白對固體物理偏愛有加，“基本粒子、原子核、天體物理等也非常深奧，但總感覺過于抽象”，半導體則不同，它最終能有“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應用。

　　被黃昆收至門下成為一名研究生，二人的師生緣分在夏建白看來，同樣是一次未曾預料的命運眷顧和安排。

　　1962年，夏建白大學畢業，很少有人知道，這一年的研究生招生錄取，首次需要通過考試進行選拔，此前皆由組織推薦分配，首要條件是積極參加政治運動。

　　“我對運動不是很積極，所以不考試的話，肯定當不上研究生。”夏建白設想，若不是恰好趕上研究生招生的調整變化，也許他就被分配到某所地方大學去任教了，“這一輩子恐怕也就那樣了”。

　　夏建白自然不想錯失這次難得的機遇，當即決定報考黃昆先生的研究生。他翻出三年前黃昆授課時的講義和聽課筆記，復習了不到兩個禮拜，出人意料地考出了一百分的成績。

　　“黃昆先生臨終前見到我，還提起當年我考一百分的事。”也許正因如此，黃昆在接到夏建白希望調至半導體所的請求時，才會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

　　在夏建白的印象中，黃昆平日里幽默隨和，可是一遇到學術問題就會極為嚴格。“特別是對物理概念的理解，他要求大家做到非常精確，稍有不對就會馬上指出來。所以在這方面不少人有點怕他，他會說得讓你下不了臺。”

　　黃昆的嚴謹，也同樣影響到了夏建白對待學術的態度，以及他對自己學生的要求。“我的學生倒是沒有怕我，因為我畢竟不像黃先生有那么高的資歷。”

　　談起成就，夏建白很是低調：“只能說，有一點貢獻。”而與導師黃昆的建樹相比，他則自稱“學術造詣差了十萬八千里”。

　　的確，在諸多半導體所同事對夏建白的描述中，“低調”二字是最常聽到的詞匯。

　　1978年來到中科院半導體所，夏建白很快就進入了全新的角色。當時，半導體超晶格研究在國際學術界方興未艾，半導體所緊跟趨勢組織布局相關研究，夏建白加入隊伍從事半導體超晶格理論研究。

　　“在二機部打下的基礎，還是發揮了很大作用，我一回來就能熟練進行相關計算。”扎實的功底，加上良好的訓練，讓夏建白在自己最感興趣的研究領域得心應手，一批極具影響力的學術論文陸續發表。

　　上世紀下半葉，隨著計算機、通訊、互聯網等產業的飛速發展，半導體領域的研究熱點不斷更新。

　　對于學術，夏建白并不喜歡緊跟潮流。“黃昆先生說過，一定不要好高騖遠。”夏建白不去追趕那些時髦的新鮮課題，自始至終專注于超晶格領域，“在自己已有的基礎上慢慢往前發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不緊不慢，夏建白卻做出了一系列名副其實的創新性工作。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他在國際上首次提出量子球空穴態的張量模型，得到了正確的光躍遷選擇定 則；首次提出了介觀系統的一維量子波導理論；首次從理論上研究了空穴共振隧穿現象；首次提出了計算超晶格電子結構的有限平面波展開方法……

　　“你對自己最滿意的工作是什么？”記者問。

　　“不知道。你問莫言，他最成功的作品是什么，恐怕他也說不出來。”夏建白如此答道。

　　透過一連串深奧玄妙的理論術語，夏建白從事半導體研究最大的興趣所在，其實是他相信，這些理論一定能夠見到最終的實際應用。

　　前不久，夏建白的學生、中科院蘇州納米技術與納米仿生研究所研究員張耀輝，率領團隊研制出室溫條件下的超晶格自發混沌振蕩器，并在此基礎上研發出能實用化的高速真隨機數產生器系統。

　　張耀輝完成的此項國際性重大突破，正是基于其老師夏建白早在1990年發表的一項超晶格理論計算結果之上。

　　“科學的發展都是慢慢積累起來的。”看到自己的研究產生了實用價值，夏建白感到欣慰。

　　數十年如一日，夏建白在自己鐘愛的半導體超晶格領域默默耕耘，無論其他研究熱點如何涌現，他都不改初衷。時至今日，他仍在為此一步一個腳印 “健步向前走”。

　　“未來最想做成的事情是什么？”采訪最后記者問道。

　　“做不成大事情了，培養一些學生，能在科學上有點發展就行。”夏建白依然低調，一向直言快語的他說自己只會講“大白話”。

　　“我曾看到別人說過一句話：一個人最好一輩子就做一件事情，這樣才會有結果。”夏建白這樣總結自己的科研生涯，“所以我一輩子就想做好一件事，那就是我的半導體研究工作。”

　　也許，這就是所謂“初心不改，方得始終”對一個科學家的真正含義。 （原標題《初心不改夏建白》）

　　除了中科院院士、一線科研工作者、博士生導師這些身份之外，夏建白還多年擔任《科學通報》主編，也曾是科教界政協委員。近年來，多方位的工作經歷，讓追求“安安心心作科研”的夏建白對我國科研體制、科研環境、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等問題有了更加宏觀而深入的了解和觀察。

　　采訪中，夏建白就目前我國科教界存在的諸多問題，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本報摘取其中片段記錄于此，希望引發讀者共同討論和思考。

　　目前，各行各業的人，包括科研人員、大學教員在內都有急功近利、浮躁的心理。科研人員要多出論文，還要在高端刊物上多出論文，就如干部在任期內要多出政績。

　 　這是客觀環境造成的，幾年提一次級、提一次職，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所以科研人員研究的問題，往往不是最難的、最基礎的，也不是國家最需要的、亟須 解決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不一定能很快發表“高端”文章。因此，大家就要找一些國際上的熱門，容易在高端刊物上發表的題目。

　　中國的物理學界有一個規律：幾年出一個熱門，過了那幾年就冷下來，沒人繼續做，又去尋找新的熱門。

　　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要改變客觀環境。經費支持方面，科研人員之間的差別不要太大，競爭不要這么激烈，要能夠讓大家比較從容地做好本職工作。

　　現在有許多人，包括領導在內都強調中國的科學期刊要“國際化”。他們理解的“國際化”就是聘請外國主編、副主編，靠他們的影響力組織國際上的專家投稿，從而提高刊物的影響因子。

　　國內已經有好幾家這樣的刊物。當然，這樣做需要一些條件：第一，要有經濟基礎，請外國主編、副主編，沒錢是不行的；第二，刊物的定位變成國際刊物，其中國內作者的文章就相對較少，而且水平也比不上國外學者；最后剩下來的事情，只有編輯部、印刷廠在國內。

　 　我認為《科學通報》不能走這種“國際化”的道路，還是應該以反映中國科學家在國內作出的成果為重。盡管我們的整體科研水平尚不如國際一流，但某些領域具 有中國特色，同樣具備國際水平，比如考古、地質、地理，以及納米、醫學、信息等“閃光”領域。這也應當是辦《科學通報》的宗旨，它的英文名Chinese Science Bulletin，就表明他應該反映中國科學的成就。

　　最近出了兩本書，一本是美國歷史學家易社強寫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一本是陳遠寫的《燕京大學（1919-1952）》。這兩所大學在解放前都是很成功的大學，培養了許多人才。像黃昆先生，就是燕京大學的大學生，西南聯大的研究生。

　　在研究這兩個大學的成功經驗時，兩位作者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自由”。“聯大的基本精神是自由。”陳遠說，“學術研究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自由，沒有自由，一切無從談起。”

　　在某家報紙對易社強一書的介紹中，有這樣一段話：現在說起西南聯大，有些輿論主要強調其愛國主義精神和它的“學術成就”——“兩彈一星”的“23位功臣”名單里，有8位出自西南聯大。但在易社強看來，聯大的基本精神是自由，包括“學術獨立和個人自由”。

　　我同意國內輿論的觀點，現在中國大學生就是缺少西南聯大的這種“精神”：說大了是愛國主義精神，說小了就是不追求物質享受，勇于為科學獻身的精神。

　　以自然科學為例，現在的大學比西南聯大要自由多了，條件好多了，當年西南聯大的光譜儀只有吳大猷從美國帶回來的一臺。現在的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專業和導師。但是，他們都在考慮將來如何找到更好的工作，掙到更多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