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具備了進行國際先進科學技術研發活動的條件和水平。隨著越來越多外資研發中心進入我國,這些外資研發中心或將在我國形成一種技術溢出的“蝴蝶效應”,對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具有積極意義。
打開搜索網頁,輸入英文關鍵詞,瀏覽最新的英文資訊,時不時嘴里還冒出一兩句英文單詞,這是王鑫每天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事情。2007年王鑫離開某外資軟件開發公司后,創辦了自己的手機游戲開發公司。回顧創業經歷時,王鑫說:“在學校時就想創業,現在發覺還是工作一段時間后再創業更有感覺。”
一只蝴蝶在巴西雨林輕扇一下翅膀,可能導致一個月后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在專家看來,王鑫這種情況正是外資在華研發中心的一種人才溢出現象。隨著越來越多外資研發中心進入我國,這些外資研發中心或將在我國形成一種技術溢出的“蝴蝶效應”,對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具有積極意義。
外資研發中心“扎堆”落戶
商務部、財政部等四部門日前聯合發布通知,就辦理外資研發中心進口科技開發用品免征進口稅收和采購國產設備全額退還增值稅的有關事項加以細化,鼓勵外資在華研發中心積極開展技術創新。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此前曾表示,近年來跨國公司在華研發投入不斷加大,而且外資研發中心的基礎型、創新型本地化研究占比有所上升,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在華研發中心作為其亞太區研發總部,有些甚至升級為全球技術研發中心。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各類研發中心超過1200家。截至2009年年底,商務主管部門批準的獨立法人形式外資研發中心共465家,投資總額128億美元,注冊資本74億美元,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廣東、江蘇和浙江。外資研發中心主要集中在技術密集型行業,如電子通信、生物醫藥、化工、軟件設計等行業。
事實上,除了北京、上海等地,越來越多的外資研發中心開始在我國西部地區“扎堆”落戶。
來自美國硅谷的應用材料有限公司今年在西安召開了股東大會。該公司2006年4月在西安投資建設了其全球太陽能研發中心,這是全球首個集合薄膜和晶體硅太陽能技術的大規模研發中心。該公司執行副總裁Mark Pinto還將家搬到了北京。
“簡直是春潮洶涌。”成都高新區發展策劃局局長湯繼強這樣形容外資研發中心入駐成都高新區的態勢。
據成都天府軟件園有限公司總經理杜婷介紹,目前排名世界前20強的軟件企業有一大半在成都天府軟件園建立了分支機構或研發中心。
業內人士共同的看法是,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成為跨國公司尋求新發展的突破口,同時我國廣闊的市場、相對充足的研發人才和研發成本較低的優勢對跨國公司來華設立研發中心極具吸引力。
技術溢出效應
業內人士表示,在全球興起開放式創新的趨勢下,這些外資在華研發中心的研發創新活動對推動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實現由“制造工廠”向“制造中心”、“創新中心”轉變具有積極意義。
“外資在華研發中心80%-90%的員工會從本地雇傭。”湯繼強說,外資研發中心具有培養高層次技術人才與管理人才的良好環境,本土員工可以在此積累大量經驗,學習先進的知識技能,成為高層次人才,這些人將來還可能自主創業,這種人才外溢對于提高當地科技創新水平意義重大。
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王德祿認為,跨國公司在我國布局研發中心,增加了我國參與世界前沿技術競爭的機會,并可提升研發管理水平。國內充裕的資本與豐厚的人力資源、技術“知本”相結合,能夠使外資研發中心的技術快速溢出和轉移,迅速、持續地拉動產業結構調整,同時還能為我國訓練一支龐大的技術管理人才隊伍,這對我國參與國際競爭和自主創新具有積極作用。
“事實上,很多本土技術人員在外資研發中心的發展會遭遇‘天花板’,這種情況會使一大批人才從外資研發中心流出,即使這些人只是把外資研發中心的行為習慣帶出來,都會形成一種良性溢出。”長期研究這一問題的中國科學院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劉海波博士說,知識具有特殊性,只要是有心人,哪怕只是到外資研發中心參觀過一次,都會對其產生影響。
劉海波認為,目前外資研發中心的一種新趨勢是開放式創新,他們不再局限于必須自己研發技術并生產、銷售產品,開始在全球整合外部研發資源和市場化渠道,將其納入自身的知識體系和創新戰略的新型管理模式。“哪里創新資源豐富,就到哪里去”。在這種示范效應作用下,本土企業通過學習與模仿外資在華研發中心的內部組織方式、對高層次人才的管理方法與激勵制度,可以在“干中學”實現技術進步。
創新工場首席執行官李開復曾表示,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的正面意義很大,一是很多外資研發中心的研究成果是公開的,二是這些外資研發中心在與國內大學合作設立實驗室,向其傳播新的思想方法。他認為,這些外資研發中心在中國每雇傭一個人才,就有可能培養10個人才,并正面影響1000個人才。如今李開復也在以天使投資人的身份培育新人和新項目。
建立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
因為看好外資研發中心的技術溢出效應,目前我國各地、各部門都在加大吸引外資研發中心落戶的力度。但也有不少人士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最終還應依靠內生力量,由于外資研發中心對其知識產權有著嚴格的管理,這種溢出效應究竟有多大值得懷疑。
他們認為,這些外資研發中心通過在我國密集地申請ZL,對關鍵性技術實施嚴格的ZL保護,會對本土企業的創新與經營造成不利影響。與外資在華研發中心相比,國內科研機構在資金、人員、體制等方面均處于劣勢,制約了本土科研機構與企業的創新和競爭力。此外,跨國公司對關鍵技術主導權的控制,會對我國產業的發展帶來極大的影響,導致我國在新一輪國際分工中重新淪為“加工廠”。
對此,有專家表示,如果中外雙方的技術水平差距較小,這種技術溢出效應就比較明顯且容易被國內企業學習;反之應就會變弱甚至沒有。目前國內的人才儲備、技術資源儲備、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已經初步具備了承接國際領先技術的能力,具備了進行國際先進技術研發的條件和水平。
王德祿說,這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我國的國家高新區。國家高新區是我國科教資源、高端人才和高新技術產業最為集中的政策區域,由于注重依靠科技創新的內涵式發展,國家高新區的創新創業環境進一步優化,在有效利用國內外科技資源,實現自主創新發展方面極具優勢。
“事實上,關鍵在于我們是否擁有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并且能夠激發出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創新能力。”劉海波認為,一種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要具備各種各樣的創新要素,各要素之間有合作有競爭才會使這個創新生態環境充滿活力,而且在不斷地演變過程中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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