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的時間都去哪兒了

隨著高考的到來，高三學子已在憧憬脫離忙碌的學習，擁抱大學“輕松”“自由”的生活；與此同時，臨近畢業的大學生也在思考：“大學四年，我收獲了什么？”

事實上，很多人腦海中輕松、自由的大學生活早已被“證偽”。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是，大學生每周動輒40多節課，奔走于不同的教學樓和教室之間，此外還有林林總總的社會實踐活動需要參加。有人將學生這種被課程學習捆綁、缺乏自主時間和空間的現象稱為“大學高中化”。

將“自由”還給大學生不僅關乎大學本質，也關乎對什么是理想大學的探尋。面對“大學高中化”越來越嚴重，我們有必要追問：“大學生的時間都去哪兒了？”“他們太忙了怎么辦？”

學子故事

忙忙碌碌，可我的大學沒過好

大學生的時間都去哪兒了？上課、熬夜刷手機、考證、參加各種競賽……很多“Z世代”“00后”大學生很困惑，明明感覺啥都沒做好，但時間卻在不知不覺中溜走了。他們覺得，歌手郝云的《活著》唱出了他們的心聲：“慌慌張張，匆匆忙忙，為何生活總是這樣？”

說好的“解放”為什么我有點后悔了

對于“一入大學就解放”這句話的理解，學校和學生有兩個版本。

因擔心學生沉溺于網游、手機視頻，在李濤就讀的某“雙一流”高校，大一新生剛入校，就被輔導員“趕”去晚自習室，“感覺就像一名高四學生”。

到了大二，不強制晚自習了，小部分學生開始了“快樂”生活——打游戲、熬夜刷劇、玩手機……最終導致缺課、掛科、延畢，問題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

李濤所在的建筑系秋季學期課程非常多，“經常是滿課，一天8節課，有時晚上和周末還要上部分思政課、選修課”，但春季學期的課程相對較少，直到畢業，他也不明白為什么這樣排課。而且，課后畫圖、設計等作業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一忙起來，凌晨一兩點在漆黑的寢室里、閃爍的電腦屏幕前趕作業是常有的事。

和很多人一樣，李濤大一、大二選擇加入學校社團，那也是他大學的“高光時刻”。在辯論隊，他經常在深夜討論辯題，并一口氣將學院辯論隊帶入了校賽前三名。但直到大三時，他才意識到績點追不上，保研已無希望。平時看似默不作聲的同學，卻早在保研路上“搶跑”成功。最后，他被調劑到一所普通高校。“我有點兒后悔，大學沒有好好規劃時間。”

“回頭看，我特別希望有位老師告訴我們怎樣過好大學四年。但這些似乎專業課教師、輔導員都不管。”李濤印象很深，臨畢業時，輔導員給大家深深鞠了一躬：“感謝大學四年沒有找過我的學生。”那一刻，他真不知道該作何反應。

被“保研”規劃的大學生活

“時間都去哪兒了？”安徽師范大學新聞學專業大三學生張甜對此也很困惑。

每天都忙忙叨叨的，可是為什么一直想刷分的六級、一直念叨著的學鋼琴到現在還沒有行動？

大二起，計劃保研的張甜“總覺得自己被成績牽著走，就像一個裝在應試教育套子里的人”。參照保研的標準，沖考試績點、參加“挑戰杯”比賽、發表作品……大學生活仿佛被“保研”一事規劃了。為了刷績點，別人提前兩周復習，她提前一個月復習；教師要求上交1000字論文，她寫三五千字。

媒體崗位更青睞招有學科背景的畢業生。張甜也嘗試著報歷史學輔修。輔修從大二開始，每周末上課，“正是我開始為保研做準備”的時候，忙到焦頭爛額。好在輔修有試讀環節，試讀一結束張甜就趕緊申請了退課。

作為從大山里走出的姑娘，張甜很羨慕身邊一位“會玩”的同學，她會鋼琴、吉他，還會寫歌、Rap（說唱）……雖然并不精通，但樣樣都會一點兒。在失眠時，張甜總會對比兩人的大學生活，“總感覺別人的人生豐富多彩，而我……”

“學姐，能說一下你的興趣愛好嗎？”某次，一位學妹采訪張甜。“我竟然猶豫了一分多鐘，當時突然有點難過，我想問讀書算不算興趣愛好？可是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

上初中、高中，張甜只要認識一個投契的人，就會把他發展成朋友。“回顧三年的大學生活，除室友和班里個別同學，我好像沒有交到一個其他學院的朋友。”這一點讓她感到遺憾。

圓桌論壇

房喻（中國科學院院士、陜西師范大學原校長）

盧曉東（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

葉志明（上海大學力學與工程科學學院教授）

張曉軍（西交利物浦大學未來教育學院執行院長）

王碩旺（溫州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問題一：現在普遍認為，中國的大學生都太忙了，以至于沒有自主學習和思考的時間，對此您是否認同？您認為“大學高中化”現象是否存在？

房喻：我很認同。在大學，有很多學生因為要“趕課”，在考勤壓力下不得不“忙”。這與高中時的“忙”可能不太一樣，畢竟高中還能學些東西，大學期間沒有意義的忙碌甚至會耽誤學生，特別是優秀學生的學習。

我是七七級大學生。記憶中，當時我們每周（六天）差不多有一半時間在上課表上安排的課程或做實驗，晚間和周末肯定沒有課程安排，周內晚間可能會有不多的輔導課或答疑課。現在這種整天趕課的局面很不利于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也不利于優秀學生的發展，客觀上產生了很不好的“拉平效應”——讓有學習動力和發展潛力的孩子“平庸化”。

盧曉東：我部分認同這一觀點。

“大學高中化”現象的主要特征是學生以課程學習為主，并以考試為主要導向，其學習投入主要被考試所左右。如果以此為判斷標準，該現象在國內不同高校的情況有所不同。

比如，國內很多研究型大學已經完成了諸多減少學習量的教學改革。在這些高校，學生也很忙，但這是他們該有的“忙”——為了大類招生后的專業分流忙碌、為了本科生科研忙碌、為了社會實踐忙碌……這種忙碌值得鼓勵。

不可否認，某些高校本科畢業學分過高的現象依然存在，課程學習在這些學校教學活動中的比例依然過高，以考研為導向的學習依然存在。對于此類高校，逐步減少畢業所需學分是當務之急，要把省下來的時間還給學生，讓他們有更多“學”的時間，特別是有更多自主學習的時間，有更多機會接觸科研和實踐，參與科研與實踐。

張曉軍：目前，大學生的學習狀態有兩種，一是“太忙了”，即上課時間過長，被要求參加的活動過多，導致自主學習時間過少；二是大學生課業太輕松，如學生主要延續基礎教育的知識學習，挑戰度小，學業考核以期末考試為主，加之受畢業率要求的影響，導致學習收獲有限的學生也很可能順利畢業。

兩種看似矛盾的狀態共存，從根本上是教育者和全社會的教育理念造成的。傳統理念認為學習就是學知識，教學就是將盡可能多的知識灌輸給學生，因此就出現學生整天在課堂里被動學習知識的狀況，學生課表被安排得滿滿當當。

近年來，教育界對此已經有了很多反思，并提出應關注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創新能力等高階教育目標。從這個角度看，學生在大學期間接受的訓練還太少、挑戰還不夠大、自主解決問題的體驗太單薄，因此需要讓大學生在這些學習活動中“忙”起來。

總之，大學生“太忙”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為何而忙、忙著干什么、忙完有什么收獲。

問題二：在您看來，出現“大學高中化”的原因有哪些？您理想中的大學又是什么樣的？

房喻：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看來，社會的發展、知識的激增，以及社會對大學期盼的提升，導致學校恨不得將所有內容都放入課程。殊不知，大學是打基礎階段，對學生最基本的要求是知識的融會貫通和牢固掌握，如此才能有發展后勁，并在專業上“以不變應萬變”。要做到這點，就需要花時間研讀，而不是應付考試式的劃重點和突擊學習。

在我心目中，大學應足夠包容并各有特色，針對各個專業，不同大學的培養方案、課程體系允許不同。此外，真正意義上的大學應該對學生、老師、員工和社會負責，淡化行政色彩，崇尚學術、尊重學者、尊重人才培養和學術發展內在規律。當然，這里指的是真正的學者、嚴肅的學術，而非那些徒有其名的所謂“學者”“學術”。

盧曉東：理想狀態下，學生的自主時間應該更多，這是對學生自控力的一種考驗。如果學生完全被課程“拴住”，他們將失去主動的時間和空間，我們也難以培養出具有自控力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此外，大學的學習時間還要有一定的“節奏”——如果將學生正常的課程時間稱為“結構化學習”的話，那么它要與學生可以自由支配的“非結構化時間”實現相互間斷，使學生的學習呈現一種“節奏感”，進而實現從傳統的強調課堂內教學，到強調課堂內學習與課堂外學習相統一的轉變。

減少“教”的時間，增加學生自主“學”的時間和休憩時間、回顧反思的時間、空間凸顯的時間和沉思的時間，這才是科學的、能促進學習和創造的學期時間結構，是理想大學的時間結構。換句話說，高中的時間結構、“大學高中化”的時間結構，其本質是摧殘創造力的時間結構。

葉志明：高中老師的那句“考上大學就解放了”，害了相當一部分學生。很多從高校退學的學生都認為，上大學后就可以輕松地玩，以至于大學期間管不住自己。在此情形下，高校把課程安排滿，一旦學生發生退學行為，各界就會理解為“孩子該學習時不學習，只能怪自己不努力”。這就造成了“大學高中化”現象越來越嚴重，導致學生在“成為完整的人”方面有所欠缺。

“減負”難的根源在于我國高校“嚴進寬出”的機制。“寬出”導致淘汰難，一旦課程不及格的比例過高，學生乃至各級部門都會給任課教師施壓。然而，任課老師一旦“放水”，學生在課外就更不會花時間強化并擴充課內所學了。

此外，一些教師認為，如果不上他的課，學生就沒法畢業。實際上，有的課程無須教師講解，學生自學便可掌握，教師要做的是必要、有效的引導或指導。一旦這類課程搬上課堂，就很容易變味為將課本知識照搬到PPT上，學生聽起來寡淡無味。這需要教師自身好好反思。

近年來，教育部門提出了一些必修課要求，使得高校在不斷調整教學計劃、減少課程和課時的同時，又擔心學生學不好，只好想盡辦法增加選修課等課程，仿佛加了課，學生就會好好學。于是，各種問題交織在一起，出現了“大學高中化”的惡性循環。

王碩旺：首先，這是嚴峻的就業形勢倒逼的結果。大學生就業難已成為普遍現象，求職過程中的學歷歧視、畢業院校歧視不可避免，考研幾乎成為本科生提升學歷、改換學校門庭的唯一可選道路。這勢必導致研究生考試高考化。這一趨勢從研究生報名人數中就不難看出——2023年，全國報名參加研究生考試的人數已經達到474萬，而2007年大學畢業生人數只有459萬。

另外，本科課程門數越開越多也是導致“大學高中化”的重要推手。25年前，我在讀大學時，每周不超過20節課，老師在教學過程中會布置大量的課后閱讀和研討任務。下課后，我們需要主動閱讀大量文獻。但現在的大學生每周動輒40多節課，學生奔走于不同的教學樓和教室之間，看似很忙，實則卻沒有時間自主學習。

我心目中理想大學的課程數量不宜過多，要體現出課程的科學性和思想性。教師的教學要避免單純的說教，要給學生自主閱讀、自由研討和辯論的時間。除了學習外，還要給學生留出足夠的體育鍛煉、社會實踐和自由交往的時間。

問題三：如果將時間還給大學生，是否會讓有些學生在“自由”面前無所適從？在引導和自主安排之間，是否能達成一種合理的平衡？

房喻：我認為如果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積極進行引導，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事實上，過多、過細的管理往往會使被管理者產生依賴思想。學校不能總是擔心甚至害怕“出亂子”。要知道，大學生已經是成年人，應該對自己負責。

當然，自主安排不是放任不管，該有的考試還是要有，而且要有難度、不“放水”。真正要“放”的，主要是給予受教育者足夠多的自主學習、自主發展和個性化的空間。引導得好，一定會收到好效果。

葉志明：在中學，教室和座位都是固定的，但大學則不然，教室不固定、同班不同學、同學不同班等現象讓學生感受不到高中式的強化管理，導致部分學生不清楚該怎么管理自己。

在學生管理的問題上，高校如果投入不夠或引導不足，平衡點很難找到。現在的問題是，學生入校后，部分一線教師在教學上的投入不多，加之科研任務繁重，很少和學生在課外就學業互動交流。于是，引導大學生過好大學生活的任務更多落在了輔導員身上。但很多輔導員剛剛研究生畢業，有些文科畢業的輔導員在理工科院系工作，導致其在專業上無法指導學生。這就造成了對大學生的引導工作陷入了無人有效管理的尷尬局面。

還有一個問題——教師強調學科教學，輔導員強調學生課外活動，這兩條線處于平行而不相交的狀態。但我始終認為，這兩條線要并成一條線。比如，課外活動應圍繞大學生課程學習展開，學生可以充分利用課外活動時間，認真思考并解決課程學習需要做的事。

張曉軍：對于經歷過高考的大學生來說，要在給予他們自主時間的同時，對其進行充分引導，幫助他們建立自主學習意識和自我管理能力。可以說，引導學生反思什么是有效的、終生導向的學習，是今天中國大學的一項重要任務。

我所在的西交利物浦大學，學生課堂學習時間約占總學習時間的1/3，每星期的課堂內學習時間不到20小時，其余均為自主學習時間。同時，學校提倡研究導向型教學，把學生的課堂學習和自主學習進行無縫銜接。

此外，學校所有部門和老師都已意識到引導學生轉型的重要性。為此，學校成立了未來學習中心，對全校學術和行政力量進行協調，以此引導學生從被動學習向主動學習轉變。

問題四：在這方面，您認為國外一流大學有哪些經驗值得借鑒？

房喻：我曾在發達國家學習和工作過一段時間，也曾考察訪問過多個國家。必須承認，在人才培養方面，國外同行還是有值得我們學習之處。其中，最主要的是放寬對大學的外部管理，大學內部減少管理層級、簡化管理過程。在我看來，目前我們的管理成本依然過高，過分注重過程的后果是管理越來越細，管理效果與期望結果越來越遠。

我一直認為，在做到對事業負責、對國家負責、對學生發展負責的前提下，我們要相信人。當然，對于違法違紀者一定要按照程序嚴肅處置，但不能因為個別人的不規矩，導致大家受累，甚至事業受損。

此外，大學要努力為教學、科研營造一個安靜環境，要少開會，少一些計劃和檢查，將時間真正還給教師。

在教師隊伍的建設上，要嚴把入口關，對于經過嚴肅評價、證明已具有一定學術水準的教師，對其的考核要將履職態度放在首位，而不是過分糾結于某些指標，更不能按所謂的合同一 一對應，要求教師什么都做。在“破五唯”的大背景下，一些學校出現了很多新問題，需要引起注意。

葉志明：我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做“影子校長計劃”時留意到，新生入學后有1~2周的適應性訓練期，高校會引導學生在大學里該怎樣學習、生活、做規劃以及自我管理時間等。但像這樣的引導或指導，國內高校還是太少了。在很多高校的開學典禮上，校領導的講話激動人心，但往往太過“頂天”，對大學新生的幫助有限；過多與學生談理想，又缺乏讓理想落地的具體路徑。

此前，我曾分管過一段時間的教學工作。當時，每年我都會堅持給大一新生做一場講座，盡量避免“高大上”的內容，而是力求讓學生明白高中與大學的不同。

比如，我會告訴學生，怎么解決上午上4節課，但下午卻無課可上的問題。我會告訴他們，大學四年各時間段要干什么，這需要自己規劃與安排，而且必須有學習與生活的具體計劃。如果無法做到合理安排，時間可能就在瑣碎中浪費掉了。我希望學生在進入大學后，能盡早發現大學與高中的不同，早日找到大學四年成長與發展的路徑。

王碩旺：我認為值得借鑒之處，一是住宿書院制和導師制。書院制最早源于英國古典大學，大學的專業學習由學院負責，學生的社團活動、個性養成、團隊意識的訓練由住宿書院負責。同一書院的學生住在一起，來自不同學院的學生在互動交往中實現跨學科、跨專業的交流和交際，有利于提升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并增強團隊意識。

二是體育俱樂部制。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很多大學沒有體育課，而是根據學生的興趣、愛好和特長組成各種體育運動俱樂部，由專業的體育教練負責指導，定期舉行各種形式的體育競賽。這樣既鍛煉了身體，也提升了學校的凝聚力。

三是學分總量控制。發達國家的本科畢業學分基本控制在120學分左右，而我國很多高校的畢業學分高達170學分以上。

問題五：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出現給傳統的人才培養方式帶來很大挑戰。您認為要培養一個真正“完整的人”，在大學生的時間安排及相關能力培養上需要作哪些調整？

房喻：這是一個很大且很嚴肅的問題，我想得還不太透徹，所以不好多說。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人工智能的出現及其向人類生活、工作、學習等方方面面的滲透不可避免，隨之而來的一定是人們諸多習慣的改變。大學無法置身事外，也不應置身事外，只有積極順應、及時調整才能更好地履行職責。

張曉軍：首先是教育目標需要升級，要切實把人的發展作為核心目標，而非單純的知識學習。

其次是課內課外要形成合力，學術和行政部門要協同育人，真正打造以學生為中心的大學整體育人環境。這就涉及諸如課程、社團活動、社會實踐如何有機結合等一系列問題。

再次是教學模式需要創新。減少上課時間不是老師把過去在課堂上講授的知識點單純改成學生課后的自學任務，而是要重新思考一門課程如何支持高階的學習目標，需要用課內一小時牽引學生課外兩小時的自主學習。

最后，幫助每一位學生重新反思自己的學習習慣，動員全校老師為學生的轉型提供個性化的引導也不可或缺。

王碩旺：當下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大幅削減本科課程數量，提高課程質量。課程數量過多成為制約本科教育質量提高的重要瓶頸。課程量不等于學習量，學習量也不等于學習質量。大學生的學習時間不能被課程塞滿。必須留給學生足夠的讀書、思考、交往和社會實踐的時間，讓他們既能仰望星空，也能腳踏實地。

要充分落實大學辦學自主權，將課程設置的權力與責任盡可能多地交還給大學。大學要深入開展本科教育思想觀念的大討論，充分落實本科教育在學校全局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實行本科生導師制，由學養深厚、教育情懷高尚的專家學者擔任本科生導師，為學生提供全方位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