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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布時間:2013-09-12 14:01 原文鏈接: 大學生暑期調研被指缺乏科學考評機制和轉化平臺

      在剛剛過去的暑假,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大二學生陳永喆,作為組長參與蘇北駱馬湖生態環境與生態經濟考察調研調查。在為期6天的調研中,陳永喆和5名“90后”隊友走訪漁民生活、考察生態養殖現狀,最終寫成4萬多字的調查報告。不過,對報告的影響力,他們坦言“心里沒底”。

      大學生暑期調研越來越多,逐年升溫。大學生調查報告及其成果的現實意義是什么?其價值怎么評判?

    一次好調研,勝讀半年書

      “我省(江蘇省)高校規定大學生必須參加和完成假期社會實踐,參與形式多樣:支教、社會調查甚至短期掛職,活動結束后,一般會寫調查報告交到學校。”團省委學校部長張迎春表示,暑期實踐是學生接觸社會,“受教育、長才干、作貢獻”的好機會。  自中宣部、教育部、團中央等1997年提出大中專學生暑期“三下鄉”活動以來,各地大學生掀起一輪又一輪的暑期社會實踐和調查熱潮。

      大學生暑期調查與專業調查機構相比,優勢還是有的。“大學生調查不受行政約束,能直接反映其對社會的感知。”王衛杰認為,一部分學生是受興趣驅動,去探究社會問題的。

      今年7月中旬,南京工業大學法政學院大二學生徐田昊,與20多名同學一起組建生態環保暑期社會實踐團隊,結合垃圾分類專題調研,花了一周走訪南京大街小巷,撰寫垃圾分類現狀、推進難度和對策的調查報告。8月上旬,本報曾報道過該團隊的實踐成果:“調查顯示生活垃圾三成是包裝”;“97%的人認為開展垃圾分類有意義”、“有77.7%的人對垃圾處理現狀不滿意……”8月底,南京市政府有關會議聽取團隊指導老師王衛杰匯報的“垃圾分類應當由政府主導”等觀點后,市長季建業當場表示認可。

      這些對徐田昊是很大的肯定,他認為,這個選題受到政府部門的認可,就是因為切合實際,看似不高深,但有現實針對性,能為政府決策提供抽樣調查樣本。

      “暑假我們的調查特別細致,除了認真寫調查報告提交學校,還打算主動反饋給駱馬湖的政府管理部門。”陳永喆期待得到答復的“好聲音”。陳永喆的隊友,參加駱馬湖生態調查的南大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大學生曹前表示,希望對駱馬湖的生態保護和生態經濟發展作點貢獻。

      “學生好好做一次社會實踐,比上一學期半年課,學到的東西還要多。”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三學生董紅兵今年暑期獨自在老家河北涉縣調查,完成《癌癥高發區居民對安樂死態度的調查》報告。這份報告將作為其研究生論文的重要參考資料。他坦言,“作為研究生,我參與調研的過程比較艱難,會碰到一些人的不理解甚至厭惡,但能鍛煉自己的多方面能力。”

    為交差攢學分,怎能寫出好報告

      然而,更多的調查報告成果“羞于見人”。“大學生之所以主動參加社會實踐,相當程度上是為交差,攢個學分。這樣的調查報告水平能有多高?”揚州大學一位學生直言。

      南京農業大學一位教授一針見血指出:“我們圈子里曾做過統計,質量高、能向政府部門推薦并產生成果轉化,這樣的大學生調查報告很少,能占10%就不錯了。”

      社會調查專業性強,不是誰想做就能做的。大學生暑期實踐,分國家級、省級、校級和院級團隊,最高的國家級調查團隊經費僅5000元。按照要求,調查活動應由專業教師指導,但因缺乏激勵機制,很多專業老師不愿參與這種近乎無償的活動,而是由各院系平常做學生工作的輔導老師牽頭指導。

      專家提出,大學生社會實踐時間短,對當地不可能有很深了解,其知識結構不全且社會閱歷淺,制約了調查報告質量。“大學生實踐調查活動是了解外界的機會,只是一般性社會調查。不用說多數大學生是為完成作業,即使大學生想做好調查寫好報告,也因知識、能力不夠,未必能做好。”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彭紀生認為。 在一些高校,大學生的調查報告成為“比賽工具”,甚至宣傳和提升學校形象的途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生說,大二那年參加全國挑戰杯大賽,她的團隊做了關于某地原住民生活習性的調查報告。從一開始,他們就著眼獲獎,盡量根據大賽的要求設計調研模式,最后的報告夸大一些關鍵數據,也正因為這些漂亮的數據他們的調研報告最終獲獎。“這些都很正常,那時我身邊的一些團隊也這樣做,因為評委不可能逐一核對、檢查。”

    建個平臺“曬曬”調研成果

      “不能要求大學生的調查報告很完美,不能用過高標準進行衡量,更不要指望調查結論直接影響到決策層面。”南京工業大學團委書記劉大衛說。而張迎春也認為,調查報告主要是大學生實踐活動的基本記錄和結果呈現,不論質量如何,只要大學生參加社會實踐,經過社會觀察和思考,就有現實意義。

      團省委有關負責人證實,對大學生調查報告成果,我省尚未建立統一的反饋機制與轉化平臺,基本由學校自行處理。

      “即便調查情況重要且價值不菲,往往缺乏合適的遞交途徑和機制。”劉大衛坦言,“學校每年暑假300支社會實踐團隊,除了論文和活動總結外,大學生可形成60多篇調查報告,只有不到10%由大學生投遞和反饋給相關部門。學校能做的就是樹立和表揚先進典型,推薦兩三篇質量高的報告參加省級評比。”

      彭紀生建議,學校應加大介入力度,幫大學生確立調查主題、對象和方法,并進行全過程組織和管理,而大學生也要結合自己的專業乃至職業規劃,開展調研活動,這樣的實踐活動產生的調查報告價值更大。

      我省大學生假期實踐調查成果即將建立展示和交流平臺,今年正著手試點建立“口袋大學”網絡平臺,把大學生調研成果“曬”給公眾看看,助推成果轉化,提供決策參考。(原標題:《大學生調研,當心跑偏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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