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管理學生的手為何越伸越長

不許宿舍掛床簾、偷寄成績單、建家長群、成立家委會……為何現在高校對大學生管理的手越伸越長？為何在明眼人看來違背大學生成長規律的管理方式，高校卻不惜冒著學生的一致反對，也要堅持實施？

這是高校和大學生之間在個人成長、自由、隱私這些重要命題中的認知錯位造成的嗎？

筆者不認為高校管理者不懂最基本的教育理念。而且，對學生的管理越多，高校投入的人力、物力等管理成本也越多。筆者相信這些“反常”行為并非出于校方本意，而是制度和文化雙重夾擊下的無奈之舉。

大學管理的“底線思維”

高校之所以越來越愛管學生的直接原因，一是確保學生不出事，二是絕不能得罪家長。

學生的安全是學校管理的首要任務。如今，無論是中小學還是大學，學生只要在校出現任何問題，作為第一責任人的學校承擔的都近似“無限責任”。

對管理者和教師而言，無論能力多強，一旦發生重大安全事故，評職晉級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然而，學校存在安全風險是客觀事實。于是，為了盡可能降低事故率，學校會采取各種措施隔絕風險，為此甚至做出匪夷所思的行為，小學要求課間十分鐘不準下樓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高校不許學生宿舍掛床簾，其背后的邏輯也是一致的。

學校之所以害怕承擔風險，很重要的原因是官方在處理事故時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對高校、學生和家長三方的責任劃分可能有一些原則性規定，但實踐中，由于具體規定不細致，很容易出現片面加大學校責任的情形。

很多高校都有過“校鬧”的經歷，這會嚴重干擾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對學校聲譽造成負面影響。但因為缺乏有效的處置機制，校方往往只能妥協，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

久而久之，高校成了驚弓之鳥。明知很多管理手段應對的只是極小概率風險，卻還要做。因為對于絕大多數家庭來說，孩子出事故，學校很難對家長作出“理性人”的預估。于是，高校管理手段只能按最壞結果設置，這是如今學校普遍的“底線思維”——最重要的是做好防備。

也出于以上原因，高校歡迎家長共同參與大學生的日常管理，建家長群、成立家委會就變得順理成章，其隱藏的動機是責任共擔。

為家長制文化留下“后門”

對于高校的很多管理方式，許多家長是欣然接受的，甚至有些做法是家長主動要求的。其背后存在一個更深層次原因，讓高校管理成為對傳統家庭倫理文化的一種無奈“配合”。

中國的孩子不管多大，家長都熱衷管他們。無論一個人青少年時代多么渴望獨立，一旦成為家長，就會不自覺地沿襲過去的家長制文化。

那么，什么是家長制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紅樓夢》里的賈府。要想維護幾百人聚居的大家族，必須建立嚴整的家庭秩序，這就會賦權給大家長，讓他們擁有一切話語權。這樣的家庭中，代際秩序森嚴，下一級對上一級只能服從。而隨著大家族的瓦解，這種文化在小家庭的遺留會導致年青一代缺乏應有的話語權和選擇權，造成親子關系的代際不平等。

這種家長制會演變出一系列不合理的道德邏輯，比如年輕人“不聽話”就等同于“不孝順”，要對其進行道德綁架。

家長制文化的延伸會造成很多父母沒有學會“課題分離”（即分開事情或者問題的責任歸屬），典型癥狀之一就是大包大攬、過度保護。

這種做法會弱化孩子獨自應對和處理問題的能力。年輕人的成長是要經歷失敗、挫折的，孩子越早獨立，長大了就越安全，反之，則只會培養“巨嬰”。而孩子越表現得像巨嬰，父母就越認為他們需要管理和保護，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我們經常發現一些學生進入大學就“躺平”，因為突然沒人管了，而整天不學習、游戲人生、大量掛科，讓父母更加堅信孩子不管不行。于是，學校、家長輪番上陣。這些家長沒有意識到，孩子們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沒有建立起自我，他們距離成為一個獨立個體太遠了。

大學生獨立的最基本體現就是能獨立管理自己的學習和日常生活，但由于家長的過度保護和干預，學生失去了養成這些能力的機會。

“課題分離”的典型癥狀之二便是把孩子看作自己人生的全部，這一點更為致命。

沒有完成自我獨立的家長會把自己和孩子過度綁定，尤其是一些母親在有了孩子后，逐漸喪失了對自我發展、自我價值實現的追求，認為人生最大的意義就是照顧孩子。有人將其視為美德，但其實后患無窮。

我們曾發現過一些極端案例。比如一位母親從孩子讀本科、碩士再到博士，一路“陪讀”。早已成年的孩子非常孤獨、厭倦且痛苦，但又無力擺脫母親的依附，最終得了精神疾病。

很多家長不會“陪讀”，但他們的“雷達系統”會緊緊跟著孩子，要求高校建家長群、家委會的本質就在于此。有的家長天天要和孩子視頻，時刻掌握他們的動向。這些家長的“想象力”總是格外豐富，在他們認為孩子“失聯”的時間里，會想象出無數種可能的意外。

分不清愛與控制的邊界，對孩子和家長而言都是一種傷害，結果換來的是不斷的沖突、越來越深的隔閡，甚至是孩子對父母的怨恨。這是家庭教育的一個“死穴”。

如今，由于“責任共擔”的內在需求，有的高校不僅沒有與滯后的家庭教育理念拉開距離，反而在客觀上為部分家長控制孩子“開后門”。這就形成了一個難以打破的閉環，在短期內難以改變。

總之，想要解決這一結構性的難題，既需要在法律制度層面幫助高校提高抗風險能力，糾正社會對于高校“無限責任”主體的錯誤認知，也需要廣大家長群體擯棄傳統家庭倫理文化中的某些滯后觀念，建立起更健康的親情關系。就這一點而言，恐怕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我希望更多學生、家長參與這樣的討論和反思，這是行動的開始。

（作者系華東政法大學文伯書院教授，本報記者胡珉琦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