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學：教授的經紀人都做什么

　　 天津大學機械學院院長王樹新帶領的科研團隊在很多方面都是“吃螃蟹的人”：

　　2014年，他們研發的“妙手S”微創外科手術機器人開展了我國首例國產機器人手術，在醫院里為病人完成了胃穿孔修補和闌尾切除手術。

　　但這并不是研究的終點。2015年，該團隊的ZL以1000萬元費用獨家許可山東威高醫療裝備集團使用，對方還提供3000萬元研發經費支持共建微創手術機器人聯合研究中心。

　　2015年10月1日，立法20年后首次修訂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開始實施，其中一個亮點是，提高了對科技人員轉化科技成果的最低獎勵力度，對現金和股權獎勵最低比例從20%提高到50%。天津大學很快據此出臺了本校的細則，明確將學校收益的70%獎勵科技人員。王樹新教授團隊成為全校第一個受益的團隊。

　　我國擁有世界第二的科研經費投入，產生了世界第二大規模的研究論文數量，但一直備受科技和經濟“兩張皮”難題困擾，這制約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全國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形容：“過去成果轉化的一個問題是，有些科研成果躺在實驗室、學校里‘睡大覺’，沒人知道，沒人知曉，也沒人去轉化。”

　　如今，包括修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在內，從中央政府到各地近年來不斷推出旨在打通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新舉措。

　　王樹新教授團隊的這一只“螃蟹”，是在天津大學技術轉移中心的全程支持下吃到的。

　　成立于2013年6月的天大技術轉移中心是一場改革的產物。2010年起，這所以工科見長的高校承擔“產學研深度合作機制”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

　　技術經紀人完全走市場化道路

　　天大技術轉移中心目前有18位專職為教師服務的技術經紀人。他們憑借對技術、市場、法律、商務、金融等的把握，為高校和企業供需雙方牽線搭橋，在科技成果轉化的全程提供ZL申請與保護、法律咨詢、商務談判、科技融資等服務。成果轉化后，依據相關規定和約定獲得收益。

　　這在全國高校中是一項先行探索。天津大學副校長元英進說，高校教師應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教學和科研工作上。對于如何將科技成果轉化到行業、企業，形成現實生產力，天大探索在學校建立一個專業的平臺機構和一支專業的隊伍，幫助教師對接市場和企業需求。

　　對外公開招聘技術經紀人時，天大就遇到了難題：這是新生事物，缺乏現成的隊伍，既不知道去哪兒招聘，也不知道該招什么樣的人。最終，一部分是社會上招聘來的，一部分是從應屆碩士畢業生里選出來的。

　　天津大學科研院副院長、技術轉移中心主任楊明海，另一個身份是“天津大學技術轉移有限公司”總經理。這是該校下屬的國有獨資企業。天大技術轉移中心堅持公司化運作。據楊明海介紹，技術經紀人的工資、績效、傭金，都完全走市場化道路，薪金待遇采取“基礎薪金+轉化提成”的方式。放眼全國，這也是一次新的嘗試。

　　據透露，一年多來，天津大學技術轉移有限公司運轉良好，能夠盈利，迄今還在外地建立了24個分中心，引入合作方設立了總值30億元、投資于創新及成果轉化的基金。

　　天大技術轉移中心有個“三個一百”工程，即遴選100項重點行業真實需求、遴選100項可產業化核心技術、服務100個專家團隊。這要求經紀人“盯”住研發團隊，與老師們“摸爬滾打”在一起，做“貼身秘書”，“吃透”他們的技術。“把老師多年積累的成果用技術語言推到市場，變成大家聽得懂、看得見的資源，這是最核心的東西。”楊明海說。

　　在此之前，產學研溝通的方式往往是：地方政府發來一些企業需求，學校將需求分類，發布給各個院系。至于哪些需求屬于真實有效的技術需求，又有哪些教師與企業真正對接，很難說得清楚——根據經驗，很多企業有需求但不能清楚表達，發來的所謂“需求”往往真實率僅為兩成左右。

　　但如今，天大技術轉移中心的經紀人們對各自負責區域的企業進行“地毯式搜索”，考察企業生產線，逐個了解需求，針對不同成熟度的技術成果、不同類型的企業需求開展不同的轉移模式和策略研究，促成了一批科技項目的簽約。

　　天津大學是我國每年獲得ZL授權量最多的高校之一，過去很多ZL被束之高閣，甚至由于ZL權人沒有按時繳納ZL維護費而失效。很多教師申請ZL更多是為了科研項目結題，而不是為了技術轉化。而現在，有人專門梳理、維護這些ZL，并試圖從中發現“金子”。天大的ZL不再“失效”了。

　　一所高校的走出去戰略

　　在改革之前，天津大學推動科技成果走出去，更多是采取與企業直接合作的形式，特別是就具體項目進行聯合研發。這種合作形式存在著頂層設計匱乏、分散、不穩定等不足。這次改革，天大實施了自己的一項走出去戰略。

　　該校以區域位置、支柱產業、發展特色等為指標對地方合作目標進行了系統的測算，形成了一整套測算評價體系，并以此為依據設定了學校的地方合作走出去戰略：以天津為圓心，高鐵3小時可到達的距離為半徑的經濟圈設定為學校的“戰略必爭之地”，5小時可到達的距離為半徑的經濟圈設定為學校的“戰略合作之地”，5小時以上經濟圈設定為學校的“戰略互動之地”。

　　根據這個戰略，天大實際上為自己與地方開展產學研合作畫了一張地圖，自2010年底以來，天大按照這張地圖走出校門，與各地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具有代表性的是與地方政府聯合組建的“異地研究院”，即依托學校、立足當地、輻射周邊的區域創新服務平臺，旨在整合政府、高校、企業等多方資源，實現科技成果快速轉化、服務地方社會經濟發展。這些“異地研究院”就是天大將自己的科技資源運往全國各地并實現轉化的“高鐵站”。異地研究院集物理空間、科學研究、技術人員、成果轉化于一體，承載著“眾創空間”的功能。

　　異地研究院的建立，使天大與地方省市開展長期穩定的產學研合作有了支撐。一批專家團隊可以長期或定期服務地方經濟發展，既拓展了學校的物理空間，也實現了人才鏈、學科鏈和產業鏈的銜接。

　　對高校形成倒逼機制

　　天津大學內燃機研究所姚春德教授團隊的甲醇-柴油二元燃料發動機技術擁有10余項相關ZL。天津大學技術轉移中心經分析、評估和市場調研發現，此項技術成熟度高、適合產業化推廣。中心派出專門團隊就市場戰略設計、公司注冊、廠址選擇等相關問題出具詳細方案。最終幫助姚春德教授團隊以該技術成功吸引到1000萬元的風險投資，而其團隊以30%的股份入股成立了一家新能源公司。

　　楊明海對記者說，法律修訂以前，由于成果歸屬權問題，科研團隊入股這條道是“堵”死的。現在，一些老師已經躍躍欲試，一些合作也在洽談之中。

　　比如，天大化工學院有個團隊做基因檢測盒項目，目前已完成投資論證，技術轉移中心牽線找來了社會資本。學校以ZL技術入股，再將收益的一定比例發給科研團隊。

　　元英進透露，天大還在探索改革科研評價機制，將科研成果的質量和轉化利用情況、所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情況作為評價教師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標，“如果一位教師通過產學研合作項目為行業或地方經濟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我們應該在其職稱評定等方面予以體現”。

　　天大這場改革的著眼點，還在于對自身創新能力及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倒逼機制。“高校實施深度產學研合作不應是以單個成果轉化為目標，而是應以全行業的持續發展為志向，為此集中力量突破行業共性關鍵技術是必然選擇。一個行業的技術往往是一條從頭到尾的鏈條。與行業合作，也有助于高校把一個問題做深做透。在解決重大工程問題的過程中提煉重大科學問題，已成為天津大學原始創新的重要原動力。”元英進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