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九林院士：科研拓荒人

孫九林在香港中文大學講學

　　“地球系統科學數據共享平臺的數據是跨地區、跨領域的，主要是國家投入的科研項目產生的數據。因為沒有規定科研數據必須匯集到平臺，我們需要通過運行機制將分散的數據收集起來，相比于林業、農業由主管部門匯集數據，我們的難度更大。”中國工程院院士孫九林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說。

　　孫九林領銜的“國家地球系統科學數據共享平臺”是首批經科技部、財政部認定的23家國家科技基礎條件平臺之一。在他的帶領下，該平臺獲得2014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并入選國家“十一五”重大科技成就展和“十二五”科技創新成就展。此外，他領銜攻關的遙感估產系統等四項成果也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對于已經與數據打了30多年交道的孫九林而言，將數據資源服務于農業領域，是他在數據科研領域開拓的又一“荒地”。日前，在中國大數據與人工智能院士論壇上，孫九林提出：要從源頭保障農產品安全，就需要將全國幾十萬家農資終端門店構成一個網絡，將種子、化肥、農藥“業務流”數據化，使國家的農業投入品流通有據可循，為國家決策調控提供可靠數據支持，從而逐步實現農藥、化肥使用量零增長的目標。

　　2013年，他帶隊制定了東北黑土區水土流失綜合治理跨平臺專題工作方案，利用數據資源和信息技術，直接服務基層地方政府和農戶，當年就達到了大豆增產、農民增收的目的。

　　“搞科學研究要有興趣”

　　“我不喜歡別人稱我孫院士，叫我孫老師就可以了，我覺得這樣大家是平等的。水平比院士高的人有的是，我特別佩服有知識的人，院里司機懂得很多，我就很佩服他們。”坐在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孫九林院士對面，記者很難想象這位體型瘦高、精神矍鑠的學者已近耋耄之年。

　　1937年8月，孫九林出生在上海市松江縣，因為生活過于貧困，他的幾個哥哥姐姐被送人撫養，家里只留下他和一個哥哥。直到解放后哥哥參加工作了，家里才有錢將15歲的孫九林送進學校。由于父親參加過地下黨，幾個哥哥后來也都參了軍，受他們影響，那時孫九林的夢想是成為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

　　“升初中考試前的兩個月，我晚上在蚊帳里點上煤油燈復習功課，把眼睛看壞了，幾次驗兵都因視力問題被刷了下來，要是當時進入部隊，現在應該是另一種人生。”孫九林回憶說。雖然沒能實現保家衛國的夢想，孫九林卻以科學報國，成為數據科研領域開疆拓土的“將軍”。如今，孫九林仍活躍在科研一線，還經常一個人拎著包坐火車出差。

　　1959年，孫九林考入西安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大學五年間，他被多次派往發電廠等地實習。將理論知識直接運用到實踐的學習方法讓孫九林受用終身。

　　1964年，孫九林大學畢業進入中國科學院綜合考察委員會動能研究室。“搞科學研究要有興趣，不能強求”。時任研究室副主任黃志杰先生的這句話，讓孫九林至今難忘。現在，孫九林每年都會指導四五個博士生，這也成為他的教學準則。

　　“孫老師對我們要求是‘粗中有細’，他對我們的研究方向沒有過多限制，允許自由選題。但對博士畢業論文他現在仍會一個字一個字看，出差時都會帶著，看得非常仔細。”2002年師從孫九林讀博士、現任中國科學院地球數據科學與共享研究室副主任的王卷樂告訴記者。

　　在特殊的年代，孫九林一直沒有機會做與專業相關的工作。直到1969年底，孫九林等到了第一個項目建設。當年他隨單位到湖北省潛江縣中科院“五七干校”，期間被派遣主持潛江縣引進國家高壓電網電源工程。他帶領2個大學生、20多個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的年輕人開始設計、現場勘探等工作。

　　在安裝變電站控制系統時，孫九林遇到了棘手的問題，因為在學校只學過原理圖，施工工程圖過于復雜，一時無法下手。縣里領導知道后，決定請專業安裝隊來完成。考慮到電網以后的運行和管理維護，孫九林認為有必要帶出一支技術維修隊伍，他主動承擔起這項工作。

　　“縣里投入了一百多萬，整個工程已經干了兩年多，如果控制系統一個線頭接錯，通電后整個電網都會燒毀。那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孫九林回憶說，當時壓力非常大，他吃住在工地，用了三個月時間，通過施工圖反推到原理圖，反復推演，最終圓滿完成控制系統的安裝，并成功為當地留下了一支維修隊伍。

　　通電運行一年后，省里評比，這一工程獲得質量和安全運行全省一等獎。這是孫九林從事的與大學專業相關的第一個工程，也是最后一個工程，雖然工作后科研方向幾經改變，但大學學習以及這一項目打下的基礎讓他獲益匪淺。

　　以國家需要為科研導向

　　“還在五七干校的時候，很多同事通過各種途徑離開走向新的工作崗位，我哥哥也在洛陽幫我找到了工作。但我感覺國家要發展，肯定需要科學研究，還是會需要人才的，我就沒有離開。”孫九林說。

　　1972年，孫九林從“五七干校”來到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所里安排他參加地圖自動化項目，為繪圖機、掃描機等設備制作電源，將幾百伏的交流電通過整流、降壓變成只有幾伏或十幾伏的直流電源，這對學強電專業的孫九林來說又是一個全新的領域。

　　“任務來了，大家都不大懂，怎么辦？我總感覺這是國家需要，就得做。”正是在“國家需要”的引導下，孫九林開展了眾多開創性的研發工作。

　　在制作電源設備期間，孫九林接觸到了地理研究所從國外引進的計算機，學習了計算機本身的硬件系統架構、軟件、代碼等，這為引導他進入數據科研新領域打下了基礎。

　　1978年，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從上海買入了一套計算機，當時國產計算機體積大，占了200多平方米的面積，也沒有人會安裝調試和操作。委員會領導找到孫九林，希望他當計算機組的組長。“組里有幾個老同志，也有插隊回來的年輕人。大家都不懂計算機，我也只懂點皮毛。”孫九林說，他們當時去了有計算機的單位和計算機生產廠家，分工學習輸入設備、內存、控制系統。80年代初，計算機成功運行，單位也有了一批計算機人才。

　　1980年，正值國家開展國土規劃，希望用計算機管理大量資料、數據、文檔，這個任務落到了孫九林頭上。“當時很多專家都說不要去碰這個事，國內沒有這方面的研究，怕做不好有責任。”

　　在國內，用計算機管理資源環境數據是一個新的科研領域。孫九林了解到，美國用計算機來管理銀行賬戶。“既然能用計算機來管理銀行賬戶，銀行賬戶是數據，自然環境也是數據，我相信肯定行，就大膽答應先調研一下。”

　　孫九林帶領團隊花了不到一年的時間調研，提出建立我國國土資源數據庫的總體方案，并選擇西南三省一市做試點。1985年，我國第一個國土資源數據庫建成，試點經驗向全國推廣，孫九林也成了國土信息系統的知名專家。

　　“我總是有這么一個理念，做事情，如果都拿你懂的來做，那沒多大意義。就應該做一些不太懂，但是有把握能做的。數據庫、信息系統，都是從不懂做起來的。”孫九林說，90年代做遙感估產項目，他也不懂，但國家有需要他就一定要做。

　　“現在遙感估產系統在國際貿易上起到的作用很大，美國一直在做全球的估產，比如預估中國大豆的產量，預測今年我國是需要進口還是出口，他該怎么控制市場等等。”在孫九林的帶頭攻關下，歷時近5年，我國首個突破多項關鍵技術的多品種、大面積估產實用系統建成。

　　孫九林研制實施的依托電話線路為傳輸線的中國生態系統研究網絡分布式信息系統，雖然被后來的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所代替，但當時這是第一個實現分布式的信息系統。之后他還帶隊進行了國家農業信息系統和青藏數據庫攻關等多項創新工作。

　　讓科研數據流動起來

　　2002年底，在孫九林的主持下，國家地球系統科學數據共享平臺的前身——“地球系統科學數據共享服務網”開始建設。讓科研數據共享、流動起來是孫九林的一大心愿。

　　在孫九林看來，現在數據共享工作在很多方面仍需改進。“現在國家搞大數據、物聯網、智慧城市等等，這些一定要做實。比如數據資源整合，要拿到對管理有作用的核心數據，否則智慧城市難有實效。”孫九林不無憂慮地說。

　　2008年，科技部首次頒布《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資源環境領域項目數據匯交暫行辦法》，啟動“973”計劃資源環境領域項目數據匯交工作，數據匯交到國家地球系統科學數據共享平臺。但該辦法只是針對資源環境領域，并未推廣到其他領域。目前國家投資的多個重大專項，并沒有與之配套的科研數據管理辦法和數據開放共享的策略。

　　“我國投資幾百個億搞科研計劃，這些科研項目大部分都要發表文章，大量的數據資源都被國外拿走了，說得更嚴重一點，國外不用花錢，就能了解我國的前沿科技，使用最新的數據資源。”數據流失是孫九林關注的大問題，他告訴本刊記者，目前對科研工作的評價主要是看SCI文章或是在國際上發表的高端文章，但是支撐這些文章的大量基礎數據資料都必須提交給國外刊物。他希望國家能出臺相關政策，構建一個大型的數據庫，管理由國家投資項目所產生的數據資源。所有向國外雜志投稿的文章，作者需將數據備份到國家指定的數據中心或平臺。

　　“實際上，目前大部分科學家是支持數據匯交的，只要能解決他們關心的責、權、利的問題。”孫九林建議，“哪些數據是隱私的，涉及國家安全、社會安全，哪些數據是基礎性的、公益性的，要把它們區分開。數據是由國家、公司還是個人投資的，都要進行分類分級管理。匯交數據還可按情況，設置保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