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鴻烈院士：我深深眷戀的青藏高原

　　1976年，我們在阿里考察時，幾乎每天都要爬到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這樣才能看到海拔高度變化后自然條件的變化。那時每走幾步都要停下來喘幾口氣。晚上宿營，也是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幾乎每晚睡覺都頭痛。即使夏天也很冷，晚上小河都結了冰，每早用棍子或石頭把冰砸個窟窿，再把冰水舀起來。水太涼，我們基本都不洗臉，胡子也不刮，甚至連牙也不刷。

　　吃飯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我們規定科考人員輪流做飯，不管是隊領導，還是一般科研人員，每人一天。只有司機不做飯，讓他保持充沛精力開車。這樣，做飯的同志就比較辛苦，不僅要早起，考察回來再累也要先做晚飯。不過中午這一頓就比較艱苦了，帶什么到山上都凍成冰疙瘩了，所以我們只帶從部隊買的壓縮餅干。一條5厘米長、2厘米寬、半厘米厚的壓縮餅干，都很難吃完，太干了。如果能碰到藏族牧民的帳篷，他們總是很熱情地招待我們喝酥油茶，吃糌粑，我們就把壓縮餅干給他們的小孩，小孩吃著也很高興。但是這種“巧遇”太少了。

　　交通也是大問題，在野外考察常常沒有路，遇上過河時，選擇不好，車一下就陷住了。有一天中午，我們陷到了河中間，河底都是沙床，非常厚，越發動車越往下陷，后來大半個車輪子都陷下去了，車上帶的墊車的木板已無濟于事。天黑了，我們只好在河灘上睡覺，等第二天早晨河灘凍住了再設法推車。我們睡覺時河灘已凍硬了，就將三角形的帳篷支在沙灘上睡覺了，無法做飯，連晚飯也沒有吃。等第二天早晨起來，發現我們都陷下去了。原來沙子在我們身下都熱化了，每個人都睡在一個坑里。因為有帳篷底子包著，所以還不至于讓水泡起來。

　　雖然條件非常艱苦，每個隊員卻都保持了樂觀的情緒、昂揚的斗志。因為青藏高原未知的東西太多，有了新的發現以后，又想去追索現象的原因，作各種理論上的推斷，然后又想去搜索更多的資料，再判斷。就是在這種循環往復中，給予每個科研人員吸引力和推動力，拿現在時髦的話說就是驅動力，使得我們幾代科研人前赴后繼!

　　這幾年青藏高原的考察在業務上收獲是很豐富的，考察隊把西藏自治區從東往西，由南向北，像梳頭發似的梳了一遍。但由于這個地區地域遼闊，交通不便，我們還不敢說對那里的資料已收集得很完整，對它的規律已摸得很清楚。總的來說，還是收集了相當豐富、系統的地學、生物學方面的資料，同時對這些現象的形成、分布演化規律，作了初步探討。

　　1977～1979年，我們集中3年總結，宗旨是整理一套系統的西藏資料，像百科全書一樣，對西藏今后的建設和研究都是最基礎的資料。比如《西藏植物志》是一種，但分5卷出版。每種植物有一段描述，分布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特點，哪些是我們新發現的，等等。全套書完成，已是80年代了。這套書使西藏第一次有了系統的、自然科學的研究結果。雖然談不上很高的理論水平，但是第一次對西藏這個地區有了科學闡述，還是很有價值的，獲得了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特等獎、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1979年，我們醞釀開個國際科學討論會，請劉東生先生任秘書長，我任副秘書長。聽說中國要搞一個青藏國際討論會，國際上反應強烈，很受歡迎，來了許多非常知名的科學家，很多長期搞喜馬拉雅研究的科學家都來了。

　　這次研討會的成果雖然只是填補空白的工作，但外國人長時期進不來，他們很想知道青藏內部的東西。我們拿出的這些研究成果，向國外科學家展示，引起了轟動效應。

　　由于20世紀80年代初我就到中科院院部去工作了，不能再參加像70年代那樣長期的野外考察了，但是我從未間斷過對青藏高原的研究，幾乎每年要去一趟。可以這樣說，青藏是我成長的搖籃，她不僅讓我收獲了科學成果，鍛煉了我的管理能力，尤其是使我養成了跨學科綜合思維的習慣。

　　青藏高原研究現在已經深入到理論研究的階段。在首席科學家姚檀棟院士的帶領下，一批高水平、高素質的年輕人正利用最先進的技術設備和最前沿的科學理論，活躍在青藏這個大舞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