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歷崇拜”現象正常嗎

近日，2022年研究生入學考試國家線公布，普遍上漲的分數，以及其背后折射出的“考研熱”，讓很多人擔憂當前社會是否存在所謂“學歷崇拜”現象。那么，“學歷崇拜”因何出現？它的出現又是否正常呢？

古今中外的“學歷崇拜”

在我國，“學歷崇拜”自古便有。古代書生最早稱秀才時，秀才還是選拔官吏的科目。書生一旦中了秀才，那是令家人喜不自勝的事情。后來，秀才成了一般讀書人的泛稱，但若秀才通過鄉試成為舉人，甚至經過朝廷殿試成為狀元，則更是揚名立萬。

當代“學歷崇拜”的發源地是西方發達的教育強國。在美國，“學歷崇拜”有一個專門的詞“credentialism”，可以叫作“文憑主義”“文憑至上”“文憑至上主義”或“履歷至上”等。其大意是指以人的受教育程度作為社會優劣假設的基礎，以及評判其社會地位的指標。現實中，它往往會堅持甚至過分強調學術或教育資格（例如是否擁有證書、學位和文憑）。

當今社會，人們已經越來越以文憑作為衡量資格的標準——與過去相比，如今各種職業在對文憑的要求上大多跨過了一個臺階。一些過去需要高中文憑的職業，現在越來越需要大學文憑與學士學位；一些以前需要學士學位的工作，現在則需要碩士學位。與之類似，以前需要碩士或博士文憑的工作，現在則需要博士乃至有博士后研究經歷。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公眾對于大學文憑普遍認可，對于好大學文憑的含金量也持贊許態度，但未形成一種思潮和社會現象。高等教育發展到21世紀后，情形發生了巨變，特別是近十年來，這一趨勢有愈演愈烈之勢。

2019年3月，美國曝出了頂尖高校招生丑聞。多達50余位社會名流、富商為子女進入頂尖高校而涉嫌賄賂。人們深感震驚的是這些人用金錢破壞了大學錄取的公平競爭，踐踏了高等教育“擇優錄取”的原則。

然而，在對該事件反思時，美國學術界也將矛頭對準了“擇優錄取”中的“優績制”，即政治、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基于個人才能、努力和成就，而非財富與社會階層決定成敗的制度。一切以績效為準，通過考試或證明取得的成就來衡量。為此，人們在承認“優績制”“擇優錄取”乃至“學歷至上”具有正向功能的前提下，也深刻反思了其可能引發的負面社會問題。

“學歷崇拜”的正向功能

無論中外，“學歷崇拜”的出現與走高，與高等教育的發展與發達的頻率都是一致的。人們很難否認“文憑至上”乃至“學歷崇拜”所具有的正向功能。

首先，文憑代表公平。人們大都認為，與其他社會機構相比，教育可能、也應該是最公平的。在發達國家，人們早已習慣以文憑至上主義為導向，即一個人要想獲得某項工作或職位，必須基于正規的教育或培訓。擁有一所大學的文憑與學位，已經成為那些“名利雙收”的工作崗位的最低門檻。

其次，文憑即是明證。文憑與學位的激增與經濟效率有關。一方面，各種職業缺乏對求職者的明確衡量標準；另一方面，各種職業又都有對求職者加以區分的現實需求。因此，大學證書、文憑與學位自然成為申請者表明“我有資格”的證明，也自然成為招聘者縮小選擇范圍的捷徑。在信息真空的情況下，人們往往選擇相信文憑的價值。許多雇主使用大學文憑與學士學位作為選擇優質員工的標準，因為他們相信大學經歷不僅是特定工作技能的孵化器，更是寫作、分析思維等軟技能的體現。

再次，文憑即專業化。教育的進步總是傾向于專業化。在美國，哈佛大學和達特茅斯學院于1910年開始提供研究生商業課程。同時，紐約大學、芝加哥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開始提供本科商業課程。至上世紀60年代，已有近一半的管理工作要求申請者具有學士或碩士學位。就業市場則通過獎勵這種專業化（比如高薪工作通常要求碩士或博士學位），強化大學在更高程度上的學術專業化。因此，今天的大學證書、文憑與學位似乎更是一種專業化的體現。

“學歷崇拜”的負面作用

然而，“學歷崇拜”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及所導致的社會現象同樣不能忽視。

2021年10月26日，美國《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美國是否已被日益猖獗的文憑主義所取代”的文章，其副標題是“圖書館學學位、酒店管理學位、新聞學位：如今的幾乎所有白領工作難道都需要大學學位嗎”。通過文章題目，人們不難看出社會對于這種學歷崇拜乃至學歷泛濫的深刻質疑。

事實上，中外學術界也已看到“文憑至上”與“學歷崇拜”所引發的教育與社會問題。

第一，過度追逐學歷。目前看，高中文憑早已落后，大學文憑與學位實則代表了以前在高中畢業生中常見的基本能力。美國2014年的一項研究發現，65%的行政秘書和行政助理職位要求求職者擁有學士學位。

人們之所以追逐學歷，與大學對學位價值的夸大有關——此舉可以更多獲得政府資助和學費收入。大學還提供了一種說法，即必須獲得學位才能就業——目前在許多商業世界中都是如此。而政府政策包括職業許可等，也往往強制要求大學的證書或文憑。

第二，使得文憑等同能力。雖然大學的證書、文憑與學歷代表著一個人大學期間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訓，但這并不說明其持有者就具備了工作潛力，也無法說明其在工作中必然能發揮其潛能，更無法體現其對工作的熱情與激情。

第三，推動職業封閉。文憑至上是依靠正式的資格或證書確定某人能否承擔某項任務、能否作為專家發言，以及能否在某領域工作。一般而言，專業化是將各種行業或職業轉變為真正的“具有最高誠信和能力的專業”的社會過程。該過程往往涉及建立可接受的資格、專業機構或協會來監督行業成員的行為。這就造成專業人士與普通人之間一定程度的專業界限，這當然也是一種等級劃分，并由此形成了一種“由專業劃分和等級定義”的分層職業。

第四，造成文憑貶值。有學者提出“學術通脹”一詞，將其類比為紙幣的通貨膨脹。因為有了“學術通脹”，也就有了“文憑通脹”或“學位通脹”，意指教育或文憑隨著時間推移而貶值，就業市場給予學位獲得者的預期優勢也相應減少。因此，文憑通脹類似于價格通脹，預示著文憑與學位的價值在下降；反過來，學術通脹又導致雇主更相信根據其他人的評估所頒發的證書和文憑，這就進入了一個閉環。

第五，形成錯誤觀念。人們往往會認為如下話語是正確的——擁有博士學位者比沒有博士學位者更聰明。人們不會質疑這種錯誤說法，甚至覺得難以辯駁。現實中，人們常常遇到的困境是：一個人即使有能力完成某項工作，但因為沒有特定證書、學位、文憑乃至履歷，就連申請該工作的資格都沒有。這就可能對某些群體形成偏見，也難免帶來法律不允許的性別歧視、年齡歧視等問題，從而造成新的社會不公。

第六，導致錯誤決策。真正的機會平等不單是消除歧視，更需要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參與到有效的競爭中。建立在 “文憑至上”“學歷崇拜”基礎上的政策看似公平，其實是把所謂“最好的人”與“最聰明的人”從人群中挑選出來成為精英人士，并站在大多數人的對立面，從而導致出現新的不公平現象。

有學者甚至提出，當今社會的不平等就是精英主義所造成的，因為這些被選拔出來的“精英”群體往往居高臨下俯視眾生，其制定的所謂“明智”政策總是基于大學文憑所造成的社會分化，因而往往無視普通大眾。

“學歷崇拜”應適可而止

在我國，如果說“文憑至上”在改革開放后逐漸形成了規章制度，那么，“學歷崇拜”則是近20年才開始興起。從歷史角度看，這符合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

1978年之后，我國經濟開始走向大發展，重視人才、選拔優秀人才成為社會共識。因此，是否具有大學文憑成為識別人才的標準之一。伴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不少國內頂尖高校已經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

不容否認，對于一所好大學文憑的含金量以及未來在社會上的無形影響力，如今的國內公眾已經有了深刻認識。因此，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曾經遇到的問題，我們在當下已有所體會，在未來也會遇到類似問題。

當然，“文憑至上”也好，“學歷崇拜”也罷，都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單就現實而言，“學歷崇拜”可以理解，但不可以走極端，應適可而止。正如有人所說，如果人們繼續用一張紙而不是職業道德、毅力和決心來評估一個人，那么我們將有可能錯過很多偉大的人物，畢竟當下很多家喻戶曉的人物都并非大學畢業生。

我們需要牢記，無論是證書、文憑、學位還是標準化考試，它們或許可以衡量一些基本技能、具體事實和一定范圍的知識，但這些并非最重要的，因為它們無法衡量一個人的主動性、創造力、想象力，更無法看出一個人的努力程度、道德反思和許多其他有價值的性格屬性。

我們承認“文憑至上”曾帶來的經濟與社會進步，也理解人們對于“學歷崇拜”的現實心情，但也要警惕其可能帶來的社會不公。為此，我們應認真對待，并提出有效的應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