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評估，都是排名惹的禍？

　　評估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于有關部門把評估結果與資源分配掛鉤，這種做法可能導致評估結果變味。

　　■本報記者 溫才妃

　　今年五一，對于北京某“985工程”高校的某學院院長王遠（化名）來說，注定是一個“和主題極其吻合”的節日。他在勞動，為第四輪學科評估而忙。

　　之前為了研究評估勝出的策略，院里已經打得不可開交。最后，他們決定“棄車保帥”——砍掉軟件工程一級學科，力保計算機科學與技術一級學科在全國高校學科排名中勝出。

　　時間很緊，他們必須加班加點。開大會，堆資料，挪師資，爭長江、杰青……在結果揭曉之前，誰高誰低一切皆是未知數，唯有盡人事聽天命。

　　之所以如此緊張，王遠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因為相傳第四輪評估結果將與“雙一流”建設的撥款掛鉤，因此沒有人敢有一絲懈怠。

　　而就在近日，中國計算機學會建議教育部評估應取消排名，一時間引起無數人呼應。那么，這場由評估引起排名、撥款紛爭，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變味的第四輪評估

　　在中國計算機學會發布的公開信中提到，“近一段時間，教育部第四輪學科評估引起了學界廣泛的關注，調動了巨大的資源。在許多場合，都聽見人們在議論，如何‘排兵布陣’，如何撰寫材料……”而這也正是王遠前陣子忙碌的寫照。

　　中國計算機學會秘書長杜子德告訴記者，若按照前幾輪評估的做法，最后將在每個學科上形成一個學校的排名。在現實中，這個排名會主動或被動地用在多種場合，例如在招生宣傳、資源分配中等。因此各校各院系對這個排名都很看重。

　　特別是今年正值“雙一流”建設啟動年，有意無意中人們愿意將這次評估與該建設項目的布局聯系起來，于是對名次的爭取就顯得格外重要，以至于有些學校對學科定下了在名次上“爭X保Y”之類的目標。

　　作為獨立的第三方學術社團，中國計算機學會沒有掛靠單位、沒有財政撥款的羈絆，杜子德認為，“中國計算機學會有責任、有義務對政府的錯誤做法提出公開批評”。在他看來，中國計算機學會不是公權力機構，發表建議的對與錯自有社會來評說。“不過，目前的叫好聲一片，對于教育部的處理我們還會持續關注。”杜子德簡單地透露。

　　回過頭來看第四輪評估，就不得不說它展開的背景。學科評估本著自愿參與的原則，在過去的前三輪中并沒有讓高校如此過分重視。然而，有傳言這次學科評估的結果將會與政府撥款結合起來，這就使得原本的“自愿參與”變成了“不得不參與”。而這些傳說并非空穴來風。王遠透露，第三輪評估的結果實際上發揮了撥款標準導向的作用，也即上一輪評估結果成為“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撥款依據。

　　正因為如此，第四輪評估引起了高校的高度重視，并被列為各高校的“一號工程”，由校長、黨委書記親自抓，舉全校之力，商量怎樣更有利地參與學科評估。

　　“總體上看，高校并不是從診斷學科問題、調整和優化學科結構的角度來考慮的，主要是為了爭取更有利的排名，這就有為了評估而評估的嫌疑。”對于第四輪評估，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別敦榮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所在。

　　排名還攪動了什么

　　為了評估而評估，高校采取了一系列近乎瘋狂的舉動，比如，在未經充分論證的情況下，把某些學院拆了，把某些學科停了，把某些學位點取消了，“這些舉措究竟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一時間很難說清楚。”別敦榮說。

　　毫無疑問，這次評估給高校帶來了沉重的壓力，校長、書記親自召集動員大會，各學院開會研討評估指標，各學科點為此狂補資料，一時間成為校內壓倒一切的工作。而評估在未揭曉排名前是一座黑箱。在這座黑箱中，誰也看不見誰，“爭先”的心理在滋長，“恐后”的擔憂在騷動。

　　“爭先”是為了獲得更多的撥款、資源，這并不難理解；那么“恐后”則更多涉及的是高校的顏面問題。“試想一下，從第一名到最后一名全部公布出來，排在前頭的自然沒意見，排在后頭的就不服氣了，不僅會對排行榜提出質疑，還會想盡辦法變通，爭取在下一次評估中不讓自己變成最后一名。”云南省高等教育評估中心副主任、云南大學高教院副院長劉康寧如是說。

　　同樣是政府所作的高校排名，這不禁讓記者聯想到，2009年，教育部直屬研究機構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發布的《中國高校績效評價報告》，一經發布即遭遇諸多排名靠后的大學對其科學性及對官方給高校劃分三六九等的質疑。

　　那么，像這樣由政府出面所作的排名，是否應該繼續呢？

　　杜子德認為，學科評估應該取消排名。原因在于，政府排名是不合法的，沒有經過法律的授權，行政機構不可恣意妄為。第二，作為公權的持有者，評估排名容易成為指揮棒，引起高校過分重視；由于學科的復雜性，不存在也不宜使用一把標尺簡單地去度量；以總分論排名，不可避免各種“臨場發揮”，無法反映學科長期積累的現實。“事實上，全世界沒有哪個政府對它所撥款的大學進行排名，政府排名會對大學的學科發展和人才培養造成極大的傷害。”他說。

　　在早前記者的采訪中，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光禮表示，應鼓勵各種各樣的中介機構參與評估，唯獨教育部等政府部門不能參評。“不能由教育部來分配經費，又由教育部來評，否則行政化、跑部錢進的現象會更嚴重。”

　　而在別敦榮看來，學科排名誰都可以做，政府承擔了行政問責、指導學校工作的責任，由政府部門排名有一定合理性。“評估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于有關部門把評估結果與資源分配掛鉤，這種做法可能導致評估結果變味。”

　　評估究竟該怎么評

　　今年端午節，劉康寧也在組織教師們寫資料、整理東西。“過程的確很痛苦，但評估過程使大學更注重學科建設的經驗總結，以及挖掘自身的學術發展潛力。”

　　不可否認，學科評估的初衷在于幫助高校認識發展中的不足，進而提高學科辦學水平和質量。事實上，前三輪的學科評估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這個目標，其結果得到了高校的重視和參考。甚至教育部也在盡最大的可能地減輕高校負擔，實行“評估專家不進校”。

　　那么，“變味了的評估”怎樣才能回歸正常？

　　這里不妨參考一下本科教學評估。據劉康寧介紹，本科評估并不是請專家來為高校排名，也不需要給出“合格”與“不合格”的結論，而是專家在過程中幫助高校分析、診斷問題，劉康寧將此稱為“第四代合作共建式”評估。

　　別敦榮補充，本科教學評估講平常心、正常態，而這輪基于研究生教育的學科評估因結果與資助掛鉤，使得高校集體失去了平常心。因此，評估要評學科、專業本身，不能與資源掛鉤，這樣才能達到以評促建、以評促改的目的。

　　此次評估的一項爭議還在于，評估標準“一刀切”帶來的對學科特色發展的擔憂。

　　對此，劉康寧建議，政府在評估機制上要給高校“留白”。在他看來，教育部、省教育廳應該管到什么層面需要做規劃，“政府應該管好底線，在自己的權限內管轄，而不是用一個標準統領全國”。具體而言，教育部應該重點管轄部屬院校，省屬院校應該留給省教育廳，必須給高校留足自主的空間，比如評估中的自愿參與原則須很好地遵守。

　　別敦榮則認為，從評估角度來說，政府評估在標準的設定上，不應該采用僵化的標準，而應采用開放的富有彈性的標準，適應并引導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院校辦學；從高校的角度來講，高校應該有自己的堅守，堅持自己的辦學定位、發展目標追求，而不是跟著政府亦步亦趨。

　　“本科教學評估雖然不講標準，其實處處有標準。全國本科院校教學評估沒有統一的標準，用學校自己的尺子去衡量自己的辦學成效，這樣更有利于促進學校辦出特色、辦出水平。”別敦榮說。

　　專家建議

　　問題出在導向、時限與結果使用

　　科研導向，依然是第四輪評估中最大的詬病。以往評估中存在的數院士、長江、杰青的方式，本輪評估依然存在。而實際上，學科的發展離不開人才培養等非量化的指標。“如果以絕對的數量化指標撥款，資源永遠會集中在最好的大學身上。撥款不要絕對地以數量化指標為導向，這樣非數量的影響因素自然而然就會體現出來。”劉康寧建議。

　　此外是排名的時限問題。劉康寧指出，學科發展強調基礎性，并非短期促成，有些甚至是三五年乃至數十年。“近三年”的統計劃分時限，未必能反應學科綜合實力，有的高校學科建設在“近三年”可能處于重要成果的孵化期，而有的可能正好是產出期，以這樣的時間截面進行橫向比較也會有失偏頗。

　　一個極易被人忽視的問題是，評估結果的使用。正如前文所述，在“爭先”的同時，還有一部分人在“恐后”。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劉康寧打了個比方，國家公布重點支持某一學科的前10名，這時候要發揮自愿參與的原則，吸引能夠勝出者參與，而對于毫無勝算的高校，則不必過分苛求，更不要公布其排名，不要“鼓勵”其采用變通的手段獲得體面的名次。

　　與此同時，政府應做好分層引導。“省里也可以進行學科評估，重點扶持兩三個高校參與全國競爭，盡管它尚且達不到國際競爭水平，但可以鼓勵它參與全國競爭，這樣不同層次的高校的學科發展才不會喪失動力。”劉康寧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