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能力做二三十米口徑的巨型望遠鏡。”2014年兩院院士大會間隙,中科院院士崔向群為人們描述著中國大望遠鏡的未來。
從大學畢業要求改分配到邊遠山區,到努力考上“文革”后首批研究生;從放棄歐洲南方天文臺工作回國當LAMOST項目“敢死隊長”,到發起南極冰穹A天文觀測,崔向群把為國奉獻作為一種單純的堅持,將畢生才華獻給了中國科學事業。
學有所用:哪里用得上,就到哪里去
年過六旬的崔向群沒想到,當年愛看《十萬個為什么》的小姑娘,會“磨”一輩子鏡子。
1975年,24歲的崔向群從華東工程學院光學儀器專業畢業,被分配到南昌某大型飛機制造廠。
為了學有所用,她把目光投向了大茅山深山溝里的軍用光學儀器廠,堅持要求改分配。
飛機廠在省會,不少大學生做夢都想分在那兒,而那個光學儀器廠,從南昌出發要走三天,乘一趟火車倒兩趟汽車。廠干部看到年輕姑娘分來很驚訝,但崔向群說:“好多同齡人上學的機會都沒有,我學到東西不能不用。”
到了軍工廠,崔向群只在車間里做一名普通工人。但這沒有打消她學以致用的信念:修磨透鏡工人的手總被卡出道道印痕,她就設計了一種手持夾具;高速拋光機因無人會用被閑置一旁,她就自學工藝把機器用于批量透鏡磨制……
“我在廠里做了些有益的嘗試。”崔向群說,在工廠的三年雖然辛苦,卻鍛煉了她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1977年,崔向群聽到國家恢復招考研究生的消息,興奮得一口氣騎40里崎嶇山路單車到縣城報名。那是“文革”后第一次招考研究生,中科院南京天文儀器廠天文光學專業只招8個人卻有120多人報名,崔向群把三個志愿都填了這個專業。1978年,崔向群正式走進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開始了新的人生——從事天文光學望遠鏡研究。
毅然回國:LAMOST項目的“敢死隊長”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各國都投巨資對天文設備進行“巨型化換代”。我國著名天文學家王綬琯和蘇定強提出開展大規模光譜巡天的設想。建造創新的大口徑兼備大視場的天文望遠鏡成為突破口,這一希望被寄托在崔向群身上。
1993年,遠在德國的崔向群收到導師蘇定強來信,表示希望她回國參加LAMOST(大視場光譜巡天望遠鏡項目,又稱郭守敬望遠鏡)研發。歐洲南方天文臺得知消息一再挽留;慕尼黑的朋友也勸她為了孩子的學業留在國外……崔向群謝絕了所有挽留,在1994年初回國。
在國內一家三口擠5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工資一下降至原來的40分之一。面對落差,崔向群對美國《科學》雜志記者說:“我很高興回國,這架望遠鏡將使中國為世界作出貢獻。”
天文望遠鏡口徑越大看得越深遠,視場越大看到的天體越多。當時國際上最大口徑的大視場望遠鏡是澳洲的3.9米口徑2度視場望遠鏡,配有400根光纖;配備光纖數最多的是美國的205米口徑3度視場斯隆巡天望遠鏡,配有640根光纖。而中國的LAMOST要做成最大光學鏡面6米多,視場5度,并配備4000根光纖的望遠鏡。不少國內外同行都覺得做不出來,蘇定強院士說,“搞LAMOST需要敢死隊”,崔向群硬是接下了“敢死隊長”的任務。
研制最困難的時候,有人退出,也有人潑冷水。崔向群既要當“濾波器”穩定軍心,又要當“推進器”鼓舞干勁。繁重的工作讓她落下了嚴重的頸椎病并伴有高血壓,而她仍然通宵達旦地忙碌,還經常介紹“經驗”:困了喝咖啡,睡不著吃安定。
一切辛勞化為單純的堅持,崔向群的堅持有了回報。2008年10月,LAMOST項目落成;2013年9月,LAMOST正式巡天一年加上先導巡天觀測共發布200多萬條恒星光譜,超過有史以來全世界觀測到的恒星光譜數量總和。LAMOST的成功給天文界帶來“超強地震”。
不改初心:奉獻科學沒有止境
通過光譜巡天獲得大量天體的物理、化學性質,研究宇宙的結構和演化,是天文研究的重要工作。如果LAMOST放到更理想的觀測臺址,成果會更驚人。南極冰穹A是地面最好的天文觀測臺址,崔向群一直密切關注中國在南極的天文觀測進展。
2005年,崔向群和天文學家王力帆共同發起南極冰穹A天文觀測和天文望遠鏡研制的建議。次年12月,中國南極天文中心正式成立,崔向群領導的團隊僅用10個月就完成了南極光學望遠鏡陣CSTAR的研制,并在南極成功連續運行了3年,記錄和傳回了大量南極點附近天區的星圖,獲得了重要的天文臺址信息。
類似的探索仍在繼續,目前,崔向群正在參與建設“十二五”國家重大科學工程——南極天文臺,并積極準備開展20-30米級極大光學/紅外望遠鏡方案和關鍵技術的預研究。
“我希望學到老、干到老,為科學貢獻更多力量。”崔向群說,年輕時求知報國是很單純的堅持;現在依然不改初心,學有所用才是人生最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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