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科專業迎來史上最熱調整潮，“加減法”有何依據

四川大學擬撤銷31個專業，蘭州大學擬撤銷3個專業，湘潭大學擬撤銷7個專業，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擬撤銷3個專業……近期，國內多所高校陸續發布2024年度專業調整情況。

據中國科學報報道，據統計，截至今年7月31日，已有19所大學發布相關公告，撤銷或暫停招生的專業共計99個。從撤銷專業的學科門類看，根據近5年數據，工學門類以30.95%的占比高居榜首，成為撤銷數量最多的學科類型，管理學、理學緊隨其后。

工科專業調整撤銷為何會高居榜首？撤銷與新設的工科專業有何邏輯和特點？今年7月，中國工程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工程教育研究中心教授李培根和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鄔正陽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期刊上發表了《近十年我國工科專業調整：邏輯與反思》的論文。

上述論文指出，近年來，我國逐年提升傳統工科專業的裁撤點數，并有激增的趨勢。工科專業結構調整成為工程教育的熱門話題，要正確認識傳統工科專業的“體”與“用”。傳統工科專業要常以為新，重在專業和課程的邊界再設計，專業的新設和裁撤切忌盲目。

史上最熱調整潮

上述論文披露，據教育部2013—2022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的統計數據，我國工科專業十年來新增備案布點數為7566個，共涉及240個工科專業；新增審批專業布點472個，涉及128個專業，其中新專業數量占比極高，十年間共開設96個新工科專業，如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機器人工程、人工智能、物聯網工程、智能制造工程等新專業在全國的布點均在300個以上，這些新專業在全國的布點總數超過2000個。

“毫不夸張的說，我國工科專業迎來了史上最熱的調整潮。”李培根和鄔正陽在論文中指出。

兩位研究者進一步分析，為了在生源和就業市場競爭中拔得頭籌，我國高校在新專業開設中不斷發力，并衍生出相應的輔助舉措，如高校在院系層面通過組織變革和院系更名來實現院系的“數字智能化”，亦或在傳統工科專業下開設新的方向來實現專業的“數字智能化”。

一方面，應用型高校求新求全，“樂此不疲”。在招生邏輯和政府邏輯的推動下，應用型高校專業結構調整“大刀闊斧”急進式推進，從統計的新專業布點院校頻次分布來看，應用型高校是各年度新專業開設的主力軍，活躍度明顯高于研究型大學。應用型高校往往將新增專業，尤其是開設新專業作為規模擴張、生源和就業質量提升的路徑依賴，故而在戰略抉擇中保持較高的熱情。以智能制造工程專業為例，目前共有303所應用型高校開設，占比約為90%。

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學嘗試堅守專業結構，但“逐漸淪陷”。研究型大學的專業結構完整且穩定，新增備案和撤銷專業點均為少量，專業調整多受學術邏輯的推動，對于“熱門”新專業開設一般持謹慎態度。但是最近一些年，受限于生源質量和就業市場的競爭，很多研究型大學也逐漸開始妥協，在新專業申報中逐漸展露出積極性，很多“雙一流”高校，甚至是頂尖的研究型大學陸續開設類似于智能制造工程等新工科專業。

撤銷和新設的專業有何特點

根據上述論文總結，被裁撤的工科專業主要呈現以下邏輯特征：第一，撤銷專業點主要為典型性傳統工科專業；第二，撤銷的專業能夠在新增審批專業中以“智能/智慧+”的形式呈現；第三，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電子計算機等核心技術衍生的工科專業正在逐漸消退，傳統的“熱門”專業逐漸“降溫”。

新設工科專業主要呈現出以下行動邏輯：第一，“智能/智慧+傳統工科”成為典型的新設專業模式，如智能制造工程、智能建造、智能采礦工程等將近20個新專業。

第二，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積累，日趨成熟且獨立的新技術嘗試著去搭建自己的專業知識體系，寄希望于新技術知識體系制度化而成為新專業，如增材制造、虛擬現實技術、物聯網工程、區塊鏈工程等技術成為新專業。

第三，國家重大戰略和卡脖子技術的社會需求映射到專業建設上來，如集成電路設計與集成系統、儲能科學與工程等專業。

第四，專業調整嘗試著耦合國家戰略和區域經濟發展需求，如新能源車輛工程、網絡空間安全、保密技術、密碼科學與技術等專業乃為國家戰略而生；而茅臺學院的白酒釀造工程、浙江理工大學的絲綢設計與工程等新專業則天生帶有服務區域產業的基因。

第五，寄希望于交叉和融合而出新，試圖打破專業壁壘，如智能工程與創意設計、食品藥品環境犯罪偵查技術等專業。

不過，李培根和鄔正陽對當下工科專業調整提出了幾點反思，例如在高等工程教育領域，當傳統工科專業冠名“智能”或“智慧”之后，專業真的更加智能嗎？基于技術(特別是作為典型工具的技術)、裝備或產品設立新專業是否有必要？大量開設新專業是不是學科交叉融合最佳的路徑選擇？新專業是否能夠涵蓋其前沿技術和反映其知識體系的真諦？傳統工科專業在短期內的招生競爭力減弱，甚至很多高校大量裁撤傳統工科專業，這是否意味著傳統工科專業沒有競爭力，或者已經過時了？

建議：專業的調整要摒棄功利性

“面向新專業開設的熱潮，我們需有清晰的認知，僅僅是名稱上的標新立異容易滋生亂象，非理性的專業調整更會誤導人才市場的需求。基于數字-智能技術的影響和人才成長的基本規律，工科專業應該怎么樣去調整和應對？”李培根和鄔正陽在論文中提出了幾點建議。

兩位研究者認為，對于傳統工科專業而言，要以其專業領域問題為“體”，新技術為“用”。謹慎開設單一技術或工具類專業，針對科技前沿而開設特定的新專業(如類腦工程)有其合理性，前提是這一類專業面向未來需求，且其對象和主體知識框架是現有工科專業所不能覆蓋的。但這一類專業開設只應發生在少數有條件的一流研究型大學。針對未來需求的全新技能型人才(如AI相關的)而開設的新應用型專業，也應暫時局限在少數真正有相應學科積淀和專業實力的一流應用型大學。

他們還指出，學科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是大趨勢，但我國專業設置卻有越來越細化的傾向，過多地新設專業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新一輪的專業過度細分。雖然專業不是一級學科，而是處在學科體系與社會職業需求的交叉點上，但科技的發展致使專業的邊界越來越模糊，不能以大量設置新專業去應對科技發展和企業的人才需求，甚至國外已有一些大公司在招聘人才時不太看重專業屬性。

李培根和鄔正陽建議，專業的調整要摒棄功利性，有自己的底色和堅守，不能因為暫時的困難就撤銷傳統或“冷門”專業。目前的新專業雖然號稱應對新技術和產業發展前沿，但大多數本可在原有傳統專業體系下通過專業邊界再設計或設立新方向而解決。高校要防止盲目追隨技術和產業經濟熱點而放棄人才培養的主體性，避免傳統工科專業大量被裁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