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與中國促成機構層面的開放獲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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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科學家發表的38%的文章都是開放獲取的，但主要由作者個人支付相關的文章處理費（APC）。下一步，我們希望能夠與中國促成機構層面的開放獲取合作。”近日，約翰·威立公司全球學術出版高級副總裁麗茲·弗格森（Liz Ferguson）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

弗格森畢業于英國劍橋大學，2003年加入威立，目前領導威立的期刊出版戰略，負責管理近2000種期刊的團隊，與合作伙伴合作制定開放獲取戰略和更廣泛的開放研究工作，并實施新的編輯工作流程操作標準，包括研究誠信和出版道德。

當前開放科學發展面臨哪些障礙？威立如何維護科研誠信？與中國科研機構有哪些合作？近日《中國科學報》就這些問題對話弗格森。

  Liz Ferguson。威立供圖

開放獲取，最難的是滿足個性化的需求

《中國科學報》：威立開放獲取期刊發展現狀如何？

弗格森：今天威立有近600種金色開放獲取期刊，超過總出版期刊數量的30%，同時有超過95%的期刊接受開放獲取文章投稿。在威立發表的全部文章中，開放獲取文章的占比在過去三年中每年都在顯著增長。

《中國科學報》：威立的開放獲取歷程中，最大的里程碑是什么？

弗格森：2019年與德國Projekt DEAL（代表德國近700家學術科研機構）簽署的開放獲取轉換協議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時刻。過去5年，我們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包括讓來自DEAL相關機構超過3.6萬名作者通過開放獲取形式發表研究成果；這使得德國在金色開放獲取期刊上發表的文章比例增長了130%；現在威立出版的德國作者的文章大約98%都是開放獲取的。

這個協議加速了世界其他地區的開放獲取的進程。在此基礎上，我們與英國、澳大利亞等達成了大規模的國家協議。目前，在全球已經簽署了80多項開放獲取轉化協議，為來自2500多家機構的研究人員提供了發表開放獲取文章的機會，這些轉換協議已經讓數萬篇文章以開放獲取模式發表。

《中國科學報》：你如何看待當前開放獲取進程所面臨的障礙？

弗格森：對出版商來說，最難的是滿足個性化的需求。比如不同的國家想要以不同的（開放獲取）速度前進，不同的資助者有不同的政策。我們試圖讓自己站在他們的立場，努力滿足所有需求。所以，我們為那些想要走上開放獲取路線的合作者提供訂閱和混合出版兩種不同模式，以便他們可以選擇最適合的。

對于一本高影響因子期刊來說，轉型往往面臨更大的挑戰。在開放獲取的環境中，如何通過發表少量文章運營一本期刊，在經濟上看這種轉變可能會很復雜。對此，轉換協議給高影響力期刊和其他更廣泛的期刊提供了緩沖時間，可以讓開放獲取更加有效和可持續。

另外，對一些作者來說，APC可能是實現開放獲取的一個障礙。對此，我們必須思考創新性的出路。比如我們會與一些資助機構簽訂轉換協議，這樣作者的困境就會得到解決。在全球層面，我們的一些期刊接收開放獲取文章時會提供折扣，這意味著一些經濟水平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的作者有權獲得免費或優惠的開放獲取服務。

《中國科學報》：威立對于下一步的開放獲取有何期待？

弗格森：開放獲取出版能促進科學在全球范圍內無障礙的交流與傳播，幫助作者提升曝光度和影響力，為讀者消除閱讀文章的障礙。下一步，我們期待開放獲取文章的數量能夠達到總發表文章數量的50%，這對我們將是一個巨大的里程碑。

科研誠信，需共同行為應對“濫用行為”

《中國科學報》：威立如何維護科研誠信？

弗格森：科研誠信問題仍然是出版行業普遍面對的挑戰，比如數據操縱、圖像操縱、引用操縱、同行評審操縱等不端行為形式多樣，論文工廠和更加復雜的欺詐手段愈發猖獗。我們會堅持行業標準，遵循最佳處理規范，如果是在發表后發現可疑行為，我們會及時展開調查并采取合理的處理措施。出版行業需要與資助者和資助機構共同行動，以應對我們所面臨的研究誠信挑戰。

《中國科學報》：威立如何用好諸如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雙刃劍”，防范由此出現的誠信問題？

弗格森：當涉及到作者身份時，人工智能工具如ChatGPT和其他基于大型語言模型工具，不能被認為有能力撰寫一項原創研究。作者對其工作中信息的準確性負有全部責任，必須在方法或致謝部分透明而詳細地披露和描述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情況。

學術出版的核心是提高研究人員之間交流的效率和質量，人工智能有可能成為推動學術出版發展的一個重要步驟，不亞于從實體期刊向網絡出版的轉變。但其安全性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理解，法律框架需要跟上技術的發展。如果能夠應對這些挑戰，并在效率與人類創造力之間找到平衡，那么人工智能可能會像互聯網一樣，成為未來學術出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與中國合作，期待伙伴關系更加成功

《中國科學報》：你對中國科學發展有何印象？

弗格森：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20多年前，這20年里中國發展的步伐是驚人的、不可復制的，而中國的科研發展速度甚至更快。

中國是威立最重要的合作國家之一，我們做過相關的統計，中國科學家在過去10到20年發表的研究數量不斷上升，現在威立每年會發表的論文中有超過6萬篇來自中國，我們也看到了這些研究質量的提升，中國科學家在威立發表的近70%的論文刊登在我們排行前四分之一的期刊。

《中國科學報》：請就威立與中國科研機構的合作做個介紹。

弗格森：我們與中國的科研機構合作創辦了近百種期刊，這些期刊涵蓋信息、能源、材料、醫學等各個領域，包括諸如InfoMat、SusMat、Carbon Energy、Cancer Communication等高影響力的合作期刊，其中多種期刊獲得了首個影響因子超過20的優秀成績，這非常難得。

通過威立國際化和專業的平臺，一方面，我們幫助中國科研機構吸納來自全球的投稿，提升這些期刊在世界范圍內的科研影響力。另一方面，我們的合作期刊也在積極幫助中國作者增加國際曝光度，提升論文產出。

《中國科學報》：你對未來與中國的合作有何期待？

弗格森：我們希望與中國的合作伙伴關系更加成功，在合適的地方建立新的合作伙伴關系。例如，目前中國科學家發表的38%的文章都是開放獲取的，但主要由作者個人支付相關的APC。下一步，我們希望能夠與中國促成機構層面的開放獲取合作。

未來期刊，發展潛力令人興奮

《中國科學報》：目前全世界正在出版發行的期刊有12萬種 ，每年仍有成千上萬個新期刊誕生，為什么需要這么多的新刊？

弗格森：我認為答案在科學界。我們創辦的大多數期刊，包括目前在中國合作創辦的期刊，都是由科學界推動的，科學家覺得需要一本代表某個新興科研領域的期刊。或許，科學家喜歡了解那些與他們擁有相同的思考方式和想法的人，與他們在一起發表論文、交流思想、建立網絡，從而對世界產生影響。

《中國科學報》：如何提升新刊的影響力？

弗格森：當一本新刊發行時，吸引好的論文顯然是它們普遍的愿望，即使是在開放獲取的世界里，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時候閱讀任何東西，也是如此。

同時，一本新刊也需要通過它提供服務的質量和對待社區作者的方式來建立聲譽，這與編輯有很大關系，所以與好的出版商合作并付之以信任是第二個因素。

《中國科學報》：越來越多的期刊會給讀者帶來選擇困難嗎？

弗格森：我認為這是出版商必須做好的地方，確保我們有完善的元數據系統，并確保相關的研究可以在網絡上被發現。。因此，只要我們建立好元數據標準，只要研究人員準確地描述自己的工作，人們就能很容易找到他們需要的研究，無論它在哪里。

《中國科學報》：如此一來，期刊是否會被數據庫或其他形式的科學傳播方式所取代？

弗格森：不排除這種可能性，我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研究人員去圖書館，很多期刊的印刷品都消失了。科學傳播世界的變化是如此之快，比如，預印本服務器的發展就很有趣，未來也許并非所有的研究最終都會發表在期刊上，但它們仍然在那里，可以閱讀、分享和查看。

我們正在積極地減少期刊組合中的印刷品，把一些新期刊的論文發布到網絡上，這些期刊是完全電子版。研究人員對那些新的、令人興奮的平臺有著天生的興趣，這些平臺非常快節奏，可以幫助快速扭轉一些領域的研究。

不過，目前仍有兩個重要的地方可能會促使研究人員在期刊上發表文章。一方面，這是一種非常人性化的方式，科學家喜歡將他們的研究方法、成果等以這種有著悠久歷史的傳統方法進行進行交流。另一方面，它仍然被許多機構和資助者用作評估科研進步、獎勵等的重要手段。

《中國科學報》：你如何看待當前新舊兩種科學傳播方式之間的共存與競爭？

弗格森：競爭是很好的，它總是驅使每一方取得更好的成就，這對研究社區也很重要。很多存在了很久的期刊都建立了很好的品牌聲譽，對它們的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些期刊背后的編輯團隊經驗可能是新的平臺所需要借鑒的。將來，可能會有一天，預印本服務器等平臺可以就某些研究進行通信交流，從而讓研究者停止訪問期刊。

出版行業如此巨大的發展潛力令人興奮。就像20多年前我的職業生涯剛開始時一樣，每個月我們會發行一次一份雜志的印刷版，月月如此，如果這個行業沒有任何變化，那會非常無聊。

《中國科學報》：未來的科學傳播平臺會是怎樣的？是否會打破現有期刊的邊界？

弗格森：我想人們依然會組織和參與興趣小組，就像喜歡騎行的人，會加入到騎行群，生態學家仍然會和其他生態學家一起發表文章，其他領域的科學家也會如此，這是人性的一部分，它永遠不會真正消失。所以，我認為期刊會根據環境而發展和變化，但仍會以一種能夠滿足社區聚合需求的方式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