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癌細胞“減肥”還能抑制肺癌？

　　 關于CRISPRZL事件的不斷升級的爭論產生了行為不當的指控。

　　遺傳學家George Church因有很多對基因組進行排序和修改的先進方法，而被稱為“合成生物學的奠基人”。同時，他可能還是世界上努力使已經滅絕的長毛猛犸象（woolly mammoth）重生的頭號權威人士。

　　可現在卻出了一個問題。對于革命性的基因編輯技術，到底誰該擁有其ZL權？這恐怕要部分取決于Church的科學技術是否被定性為“普通”。

　　對于美國ZL及商標局（USPTO）而言，必須對CRISPR-Cas9基因編輯這場對戰官司作個認定，這實在是深奧而異乎尋常的問題。然而，這場拖延了數年的訴訟已經從科學的細節問題升級到不適當的指控，實在是不堪入目。對此。紐約法學院（New York Law School）的法律學者Jacob Sherkow表示，事件中似乎有不少懷有惡意的參與者的指控，所以說，該事件具備攻擊性。

　　與此同時，歐洲的CRISPRZL申請人也在等待關鍵的裁決——某些人曾期望今年9月底能作個定論——以決定他們的命運（見《國際性的沖突》（A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而對某些人來說，這事會產生積怨并不意外。美國舊金山加州大學黑斯廷斯法學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的一名法律學者Robin Feldman表示，道理很簡單，如果你有一大筆錢，并為此而陷于危機，那么誰都會去爭奪的；而在圍繞該領域關鍵之處的戰役中，任何事情都很重要。

　　自然界中，細菌和古生菌利用CRISPR-Cas9來防御病毒的侵入。不過，2012年，由伯克利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分子生物學家Jennifer Doudna和瑞典于默奧大學（Ume? University）的微生物學家Emmanuelle Charpentier牽頭的一個研究小組（下文稱為Berkeley小組）報道稱，他們已經對CRISPR–Cas9進行了重編程，以切除目標位點的DNA。隨后在2013年初，有幾個小組——其中包括馬薩諸塞州劍橋郡哈佛-麻省理工學院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of MIT and Harvard）的合成生物學家Feng Zhang牽頭的一個小組（下文稱為Broad小組）——報道稱，CRISPR–Cas9也能在活的真核細胞，包括人類細胞中起作用。

　　很快，CRISPR–Cas9就以其簡易、通用的特點而被世界各地的實驗室所接受，廣泛用于改寫基因組和重塑細胞，它在醫學、農業和研究領域的潛在應用不可估量。據瑞士洛桑附近的一家咨詢公司IPStudies統計，目前世界上有860多個CRISPRZL家族，平均每天都有一項新的ZL加入其中。

　　盡管如此，人們大部分的關注點分別集中上述位于伯克利研究所（Berkeley Institute）和博德研究所（Board Institute）的研究小組上。這兩個小組的ZL廣泛覆蓋了CRISPR–Cas9的延展性應用，只是各有所長。

　　Berkeley小組首先提出ZL，而Board小組則選擇了快速審查程序，從而更早被授予ZL權。于是，Berkeley小組向USPTO提請宣判“ZL抵觸”，并通過開展復雜的訴訟來確認到底是誰首先提出了這一發明。

　　自今年1月起，雙方都已經向UPSTOZL審判官提交了訴訟文件。Board小組斷言，Berkeley小組最先申請的ZL文件描述的是：將CRISPR–Cas9應用于原核生物（例如細菌），但并未充分描述真核生物（例如小鼠和人類細胞）的應用過程。這一區分性問題非常重要：因為CRISPR最賺錢的應用領域很可能就是醫學，而有幾家生物技術公司也已經獲得了Berkeley或者Broad小組的ZL授權。

　　對此，Berkeley小組反駁稱，CRISPR–Cas9對真核細胞的應用是顯而易見的，以至那些“擁有普通技術的人們”——比如具有相關知識和技能的博士后——也能完成這種跨越。他們還指出了幾個快速獲得成果的小組——比如由Doudna、Zhang、Church（來自馬薩諸塞州波斯頓哈佛醫學院）以及韓國基礎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Basic Science）的遺傳工程學家Jin-Soo Kim帶領的團隊，他們都把CRISPR應用于人類細胞。Broad小組則反唇相譏說，這些科學家們可都是所在領域的頂尖人物，恐怕不能被視為“普通技術人員”吧。

　　結果，令人驚訝的相互譴責不斷地充斥在科學爭論之中。后來，Berkeley提交了一封來自Shuailiang Lin（此人于2011-2012年在Zhang的實驗室當訪問學生）的電子郵件。郵件中，Lin稱Zhang的實驗室只不過是從Doudna和Charpentier的論文中獲取靈感，才有今天所得，并非獨立完成這一系列問題。對此，Board小組反擊說，Lin是在向Doudna謀職期間提出這一論斷的。

　　Berkeley小組還申請傳喚Lin（此人已在舊金山加州大學受聘），但USPTO審判官在9月14日否決了這一申請。而在9月份下旬，Broad小組會趁雙方針對此前的申請提交書面回復的機會，提出更為完整的答復。

　　同時，Broad小組向USPTO審判官提出，不應理睬來自Berkeley小組的兩位學術證人的證詞。原因是收集證詞的法律公司此前為Broad小組服務，因此可能會與Broad小組堅決主張的機密信息有利害關系。不過，USPTO也沒有同意。對此，他們在8月24日書面回復中表示，Broad小組的要求只不過是一個審前非法調查。

　　據Sherkow所言，在雙方的對戰中，最激進且冒險的舉動就是Berkeley小組決定傳喚Church。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Berkeley提交了來自Church的一封電子郵件，信中對Doudna和Charpentier在2012年的論文表示祝賀，同時承認他們的論文鼓勵他的團隊嘗試將這一系統應用于真核細胞。但是，多年努力于將一套完全不同的基因編輯系統從細菌轉入人類細胞的Church在今年8月告訴《自然》（Nature），這一轉移“完全是另一回事”。

　　不過，USPTO又在9月14日否決了這一傳喚。Church表示，雖然他從未向Berkeley的律師講過這種話，但對審判官的裁決表示驚訝。他指出，他原以為自己的觀察會被認定有實際作用。

　　對此，澳大利亞墨爾本Watermark的一名ZL律師Mark Summerfield表示，總之，這回結下的仇怨對兩家學術機構來說，都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起初，Summerfield支持雙方如同學術機構通常所做的那樣解決問題。但他隨之看到了獲得ZL授權的公司名單，且這些公司已經為兩家機構支付了多張法律賬單。于是，他表示，這件事背后的真正推手并非是兩家學術機構，而是商業利益。因此，他意識到雙方絕不會達成和解，而是繼續把戰役打下去，直至最后關頭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