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紀文：2010年氣候談判難有新突破

　　5月2日～4日，氣候對話部長級會議在德國波恩舉行，這是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后，第一次非正式部長級高級會議。會議由歐盟國家德國與墨西哥共同舉辦。有分析認為，歐盟冀望重拾氣候變化談判“領導權”。4月9日，2010年聯合國氣候變化首輪談判在波恩啟動。聯合國今年還將組織兩次談判：一次將于5月31日至6月11日在波恩舉行，另一次將于11月29日至12月10日在墨西哥坎昆舉行。但是，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的破產，使2010年的氣候變化談判壓力更大，很難取得新的突破。

　　盡管為了保持談判的可持續性和東道國的面子，哥本哈根會議形成了并不為所有與會國認可的《哥本哈根協議》，把談判中形成的共同目標——發展低碳經濟和一些國家提出的資金援助承諾納了進去，為了應付本國選民的問責，發達國家的政府在協商之后還把很多國家單方面提出的減排承諾納入進去，給人一種“協議”已達成的假象。一些國際組織為了顧全大局，安撫國際社會說，與會各方在發展低碳經濟的大方向上并沒有分歧，《哥本哈根協議》為以后達成統一的法律文件奠定了基礎。凡此種種，并不能掩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破產的事實。

　　為了誤導本國選民，開脫自己的政治責任，一些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及其控制下的媒體，用一貫的宣傳手法，以中國的減排力度不夠和中國拒絕承擔有國際法約束力的義務為由，把中國作為世界輿論的替罪羊，進行集體指責。在2012年《京都議定書》到期之前，全球須達成一個繼承和發展性的新法律文件。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破產了，而達成新的協議只剩下不到3年的時間，因此，2010年及其后的談判，任務更加艱巨。對于中國來說，來自發達國家的壓力將更大。

　　2010年的談判很難取得新突破，分析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破產原因即可見一斑。哥本哈根會議之所以破產，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大會忽視了發達國家的歷史責任和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發展訴求。眾所周知，不發展，發展中國家就會被世界淘汰，就會永遠遭受發達國家的欺侮。因此，發展還是第一位的。而大多數發達國家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談判中，回避自己的歷史排放責任，一味地強調共同的責任；忽視發展中國家的國情，集體給發展中國家施加具有國際法拘束力的減排義務。這種回避或者忽視發展中國家發展訴求的做法，毫無疑問地遭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抵制。如“77國集團”談判代表盧蒙巴·迪亞平認為，這份最終文件草案并不是通過“民主的程序”得出的，而僅僅是一些國家達成的協議，并沒有考慮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他譴責美國及主辦國丹麥踐踏窮國權利：“這是氣候變化協商有史以來最糟的，該協議將讓發展中國家與窮人陷入永久的貧窮循環。”他還指出，發展中國家也很難接受發達國家提出的資金援助的“苛刻前提”。

　　其二，發達國家長期欺騙、忽悠發展中國家的做法不可持續。眾所周知，美國代表在《京都議定書》談判時所作出的高調承諾，事后并未得到本國國會的批準，因此，發展中國家的會議代表普遍認為，美國代表的承諾不可信。一些會議代表指出，美國10多年未承擔強制性的減排、資金和技術援助義務，現在卻再次來到哥本哈根，高調地給中國等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施加義務，誠意可疑。一些會議代表還指出，即使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最后形成了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文件，美國的參議院也不會批準該議定書。相比而言，批準該議定書的國家就會蒙受巨大損失。對此，美國本土的組織都看不過去，如美國著名的環境保護團體塞拉爾俱樂部表示，美國參議院必須承擔大部分責任，他們至今尚未批準奧巴馬支持的減排法案。另外，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中所承諾的資金和技術援助，大多沒有完全兌現。未兌現以前的承諾，卻來談新的承諾，并給發展中國家施加苛刻的義務，顯然不會得到諒解與信任。對于已經達成的一點談判成果，發展中國家也不買賬，盧蒙巴·迪亞平就認為，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多的資金援助，協議中的數目仍是不夠的。在充滿懷疑的氣氛中，兩大陣營是不可能達成具有突破性的協議的。

　　其三，發達國家采取的雙重標準導致國際氣候變化的權利義務不相稱。雖然發達國家的單位GDP排放比發展中國家低得多，但其居民生活條件優越，人均排放量是發展中國家居民的幾倍甚至幾十倍。而很多發展中大國，如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雖然其居民的生活條件低劣，人均排放量少，但是由于人口眾多，工業仍然處于粗放式發展階段，因此，國家的排放總量計算起來，也比較多。基于此，發達國家為了保持本土的優美環境，不顧自己“吃著大餐”的事實和發展中國家的正常生存與發展需求，拋出“嚴以律人、寬以待己”的雙重標準，對發展中大國提出過高的義務要求。該要求只考慮國家的排放總量，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邏輯缺陷：一是未對比各國的人均排放量。二是未考慮各國的版圖大小。歐洲小國的版圖加起來與中國差不了多少，但是他們的排放量加起來，卻比中國大得多。版圖大，領空才大，容納的溫室氣體也多。為什么要疆域遼闊的中國等發展中大國承擔更大的義務，而讓版圖狹小、經濟和技術發達的發達國家承擔更小的責任呢？三是中國等發展中大國承擔更大的人均或者版圖減排義務，那么，受益的肯定包括版圖狹小的發達國家。基于權利義務的相稱原則，受益方應當給付出方以補償。但現有的國際環境規則體系沒有體現這一點，而是讓版圖狹小的發達國家廉價或者免費享受發展中大國以發展為代價帶來的成果。四是美國游離《京都議定書》12年之久，扭曲了國際減排的公平性。現在國際社會卻承認這一不公平的事實，以此為基礎建立新的談判機制——雙軌制，談判結果將會更加不公平。正因為具有上述邏輯缺陷，決定了以丹麥為首的發達國家拋出的建議草案，得不到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認可。

　　其四，小國運動不符合大國決策的國際政治規則。在本次會議上，可以看出，大聲疾呼的大多數是版圖狹小的國家，如歐洲的大多數國家。這些國家版圖狹小，處于海洋的包圍之中，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有限，把減排機制納入國內立法符合自身利益。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它們“團結”起來，加入到施壓大軍中，集體對中國等發展中大國施加減排壓力，一味地要中國等發展中大國承擔巨大的溫室氣體削減責任。仔細觀察，疆域廣闊的大國，如中國、印度、巴西、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等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強，過分減排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很大，因此，呼吁減排的迫切性不如那些沿海小國。而且，這些大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有很大的發言權，因此，小國的串聯式運動不可能改變國際政治決策的規則。即使南太平洋島國圖瓦盧的居民帶著哭腔向全球吶喊：“圖瓦盧50年后沉入海底，全球60億人應該道歉！”但在大國利益面前，也不會得到多少重視。

　　其五，發達國家的商業陰謀在談判中暴露無遺。仔細觀察會發現，在談判中相當活躍的與會國，除了那些可能被海水淹沒等遭受嚴重氣候變化危害的小國外，都是那些經濟和技術發達的國家，如德國、日本、英國、法國等。另外，一些NGO也表現活躍，但是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它們背后的政治和財政支持力量大都是發達國家的政府和經濟、技術實力雄厚的企業家。這些國家和NGO一方面對發展中國家提出苛刻的減排要求和低碳發展目標，另一方面卻在資金和技術援助問題上寸步不讓。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和企業想憑借自己的技術優勢，通過發展低碳經濟和社會的途徑來高價轉讓技術和設備，以保持自己的經濟優勢地位。也就是說，如果發展中國家繼續違心地同意發達國家設定的減排規則，最后的結果仍然是窮者愈窮、富者愈富。

　　從表面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的分歧僅關乎具體減排目標、資金和技術支持等一系列技術問題，但談判背后，卻牽涉各國生態安全、糧食安全、低碳技術開發甚至國家安全和發展權等深層次的矛盾。這些深層次的矛盾，如果缺乏公平規則的支撐，是難以調和的。如果這些矛盾得到很大的調和，將導致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大調整。但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缺乏公平規則的支持，導致這種調和的預期最終落空。這意味著，2010年及以后的談判和博弈將變得更加艱難。

　　眾所周知，地球氣候變暖是科學家總結20多年來的地球氣溫普遍升高的現象作出的結論。為了控制地球氣候繼續變暖，全球各國在1992年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確認了風險預防的原則，要求各國不得因存在科學不確定因素而延緩對溫室氣體的排放采取控制舉措。但是，前段時間卻出現了兩個可能推翻上述邏輯鏈條的事件，一是2009年冬季，寒流肆虐全球，各國普遍認為，地球變冷了而不是變暖了。一些國家便對全球變暖的結論產生了懷疑。二是哥本哈根會議前，發達國家科學家的電子郵件泄露丑聞，加大了發展中國家對全球氣候變暖結論及其提出動因的猜忌。這意味著，全球氣候變化的科學基礎和信任基礎遭受重創，2010年全球達成有突破意義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協議的可能性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