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系列談：從前

　　童話故事喜歡以“很久很久以前”開頭。這里要說的從前，就是沒有“帽子”的年代，其實也算不上很久之前。1980年我讀大學時，還有1984年我留校當教師時，除了學部委員，沒有聽說過有什么帽子。

　　什么時候開始有帽子，我不太清楚，畢竟那些離當年本科留校的青椒過于遙遠。現在高校入職的青椒都有博士學位，職業規劃清晰，知道各種“帽子”。非我們當時可比。

　　教書十來年后，我自己有兩次被學校推薦去學校所屬的冶金工業部爭取當時的“帽子”。1993年申報“有突出貢獻專家特殊津貼”，1995年申報“冶金工業部跨世紀人才(第三類)”，都沒有成功。但總算見過豬跑，雖然并沒有吃到豬肉。

　　現在人們對“帽子”有許多詬病，自然不無道理。但若以為，取消了“帽子”，學界就人人平等，可以對所有學者實事求是地評價。那未免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 na?ve。通過“標簽”快速識別，幾乎是任何行業所必須的甄別機制。“帽子”只是“標簽”需求的結果，而非原因。

　　如前所述，我自己經歷過似乎沒有“帽子”的年代。當時的學界也有“標簽”，幾乎是隱形的“帽子”。一種標簽是年資職稱，特別是開始時高級職稱很稀缺。我本科就讀的學校五十年代建校，在所屬的冶金工業部是僅次于兩所重點的第二檔次的幾所學校之一。我剛入學時，學校還沒有正教授，全校只有9位副教授。估計那時候的一個正教授，起碼相當于現在地方山河湖海級“帽子”。

　　如果說職稱具有屬地特性，全國性的“標簽”就是學校名氣。北大、清華的資深教授地位不亞于現在的院士，不管他們是不是當時的學部委員。交大、復旦的壯年教授博導，影響力也不亞于現在的杰青和長江。我的導師當年在上海交大當教授博導時不到五十歲，在學界影響力超過現在多數杰青和長江。

　　職稱標簽的問題是屬地性，而學校名氣的標簽是有某種不確定性。名校和弱校都沒有問題，但中間的學校比較模糊。還有種補充的標簽是行政職務和學術兼職。行政職務指校長、副校長、處長、系主任等，開始還沒有學院一級建制。學術兼職包括官方的專家如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課程指導委員會成員等，也有民間性質的學會理事長副理事長和學報主編副主編等。

　　官方專家基本上反映了職稱、學校名氣和行政職務等因素，而且具有跨學科的可比較性，慢慢地成為最主要的“標簽”。儼然是隱形的“帽子”。這些專家有現在某些人所期待的“帽子”改進方向，數量有限(開始時地方不設學科評議組和課指委，只有國家層面上有)，而且至少在早期基本上是被動“遴選”。

　　對甄別需求的這種解決方案，當然也有問題。論資排輩現象比較嚴重，年輕人話語權很小。只有“遴選”沒有培養。最主要的是，不能有效調動大多數教師的積極性。也就是激勵的作用不夠。有些像古代的“九品中正制”，不如“科舉制”廣開才路。人數太少也有其他問題，具體到高校某系，可能是行政領導、資深教授和官方專家集于一身，權力高度集中，誘發學霸出現。

　　或許正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有了后來的人才計劃，現在所謂“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