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PI帶小團隊，靠“冷門”研究發首篇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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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道家人以及身邊的朋友可能終其一生都將活得像個藥罐子的時候，這讓剛上大學的車濤內心五味雜陳。一顆科研的種子悄悄在他的心田出了芽——“如果我能為他們研制出特效藥就好了！”

小芽從車濤考上武漢大學開始，愈發成長、壯碩，藥物設計終成了他的主業，貫穿整個學術生涯。科研這條路，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他失敗過、孤獨過、迷茫過……淌過艱難險阻，他才于2020年成為了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一名獨立PI。

帶著一個只有4人的小團隊，如何在科學界這片汪洋大海中嶄露頭角？車濤思忖良久，堅持不走尋常路——“燒冷灶”，也正是這樣一個幾乎無人問津的研究，為他的團隊迎來了首篇Nature。

成為獨立PI后，如何帶團隊乘風破浪？

誰不想做一個領域的開山鼻祖呢？在學術界，最先發表意味著獲得了優先權。怕被人搶發是科研人員壓力的主要來源之一。

尤其是年輕PI帶領的小團隊，猶如蒼茫大海中的“一葉扁舟”，無論經費、設備、人脈都無法與“大船”相提并論。車濤深知這一點，所以在研究課題的抉擇上反復斟酌。

一切還得從他做博士后時說起。早在2015年，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藥理學系做博士后時，車濤就已經開始專注于藥物靶點研究，并且對阿片類受體領域產生了濃厚興趣。

說起止痛藥，大家耳熟能詳的當屬嗎啡，而在美國，常用的止痛藥還有芬太尼等。這些止痛藥都是雙刃劍，能止痛，但也能致幻、上癮，甚至過量致死。美國疾控中心公布過一組震撼的數據，2021年，美國因吸食毒品死亡的10萬人里，有7萬多人死于濫用阿片類藥物芬太尼。

科學家們很想改進這些止痛藥，去掉致幻、上癮或過量致死的副作用。但目前為止，仍然沒什么起色，有越來越多的人深受其害。這是一道世界性難題。

現已知阿片受體家族有三種，分別是μ（mu）阿片受體、δ（delta）阿片受體和κ（kappa）阿片受體。μ阿片受體是最常用的阿片類藥物（如嗎啡、海洛因、芬太尼等）的主要作用部位。而后兩種受體的研究價值一直被忽視。車濤則把目光鎖定在了kappa阿片受體。

“我對自己的定位還是比較清楚，所以我想做一些相對冷門、有很多問題待解決，并且是自己感興趣的研究。因為我比較喜歡按照自己能把控的節奏來做事的那種氛圍。”車濤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雖然堅信“燒冷灶”這條路沒錯，但一開始，車濤還是壓力巨大。

“以前是做別人的研究，現在是讓別人做我的研究。我要為自己的實驗室負責，也更要為學生負責。選擇的課題做不出來，只影響我一個人倒無所謂，我可能還好受點，但要是耽誤了學生，就真的沒法過心里這關了。”車濤說。

所以，選擇冷門研究并非沖動之舉，車濤是復盤了以往的研究后作出的選擇。他親自定思路、做實驗、寫論文，像呵護一個剛出生的嬰兒，每一步都不敢怠慢。

歷經無數個日夜的苦熬，他們發現了一類名為G蛋白的信號蛋白類型的未知功能。與kappa阿片受體相互作用的有多達7種G蛋白，盡管它們很相似，但通過了解每個蛋白如何與kappa阿片受體結合以及這些G蛋白介導的不同信號通路，就可以找到激活該受體而不會產生副作用的方法。

“我們發現，致幻藥物可以優先激活其中某一個具體的G蛋白，而不是其他相關的G蛋白，這表明可以存在可能性將止痛等有益部分與致幻、成癮等副作用分開。靶向kappa受體以阻斷疼痛但不引起幻覺將是向前邁進的重要一步。”車濤表示。

克服“社恐”，不懼尷尬

從小鎮做題家，靠自己日日夜夜地奮戰，車濤在千軍萬馬的高考大軍中突出重圍，考上了武漢大學，并在這里讀完了本科和碩士，師從孫慧教授。孫慧對他的全力支持，以及初進實驗室的良好氛圍，讓他開始有了成為獨立PI的想法，因為他也想擁有自己的實驗室，開展自己喜歡的研究。

熱愛科研，立志要做藥物研究的車濤，想出國闖一闖，見見世面。他申請到了在美國凱斯西儲大學生物化學系讀博，研究細菌的藥物抗性。

和很多人一樣，剛到國外的車濤也被“出國留學三件套”困住了，即語法易出錯、口語不地道、上課聽不懂。哪怕考了托福和GRE，在課堂聽力實踐中也未必能聽懂一半。讀博頭一年，車濤在課堂上都是聽得云里霧里的，心情備受打擊。

在實驗室組會上，聽不懂加上不知如何接話，能讓原本外向的人變成“社恐”。一心想在藥物研究上有所突破的車濤，也犯了一些容易犯的錯誤：覺得只要科研做得好，發了文章，其他的都不重要。后來他慢慢意識到，發表研究成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展示你的成果，并通過你的研究成果去尋找交流與合作，否則你仍是個“無名之輩”。所以怎么樣都沒法逃避英語這關。

“當意識到這些，那時候就只能硬著頭皮逼著自己主動跟實驗室里來自不同國家的組員各種胡侃。科研、生活、家庭，不管什么話題都聊，尬聊也得聊。很多時候，你自己不推自己一把，還指望誰來幫你呢？”車濤表示。

他為了解決語言困境也是拼了！“我還要不斷克服心中反復升起的膽怯，主動加入他們的午飯隊伍。最搞笑的是，我誰也不認識，哪怕感覺會很尷尬，也經常厚著臉皮參加他們的各種聚會。”

“在科研上遇到的所有問題，以及不知道如何回答別人的問題，我都會很直白地問他們。幸運的是，他們從來不會歧視或敷衍我。”車濤說。

語言問題只是一方面，另一個困難是專業的改變——從碩士階段做肝臟疾病治療研究跨到細菌藥物抗性研究。

“新進入一個領域，我也沒什么其他的好方法，就是狂下載這個領域前20年里已發表的好文章，也主動找老板推薦好文章或者書籍。從這些海量的資料中解剖研究熱點、研究目的、研究價值等。”車濤表示。

后來，為了學習掌握更多的實驗技能，他把目光瞄向了其他實驗室。借助學校設立的答辯委員會這個平臺，他去到另外兩個實驗室“取經”，在合作者的實驗室分別做了幾個月的實驗，并收獲巨大。

“我一直認為，博士期間不用太在意發多少文章，期刊發得多么好，這個時期是一個攢新知識與新技能的過程，開闊視野，幫助自己明確以后到底想要做什么，也為了讓自己畢業后可以有更多選擇。”車濤說。

去工業界，還是留在學術界？

理想和面包該選哪個？這道難題無論擺在誰面前，都需要思量很久。

一個決定背后縈繞著太多的思考和顧慮，那時的車濤也在內心做過很多次掙扎。尤其是看到身邊越來越多的人棄學術、投藥企時，對他形成了強烈的沖擊。博士畢業后，他對工業界心動了。

“去藥企最吸引人的就是能接觸到最前沿、最接近應用的研究，畢竟他們研究的對象都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各種疾病。”車濤說。

但是，一旦去了藥企，可能就要把自己變成一顆默默無聞的小螺絲釘，你無法再去主導一個方向，也無法有機會去實現自己的科研理想，成就感也蕩然無存。

這種悵然若失讓車濤難以接受，而讓他最終選擇留下來繼續當一個科研“苦行僧”，還有來自博導Paul Carey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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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濤與博導Paul Carey（左）合影      受訪者供圖

Paul Carey認為車濤是一位很有實力的學生，不但希望他能留在學術界，還為他推薦了一個做博士后的好去處——北卡羅來納大學教授Bryan Roth實驗室，主要研究G蛋白藕連受體家族，該家族擁有臨床藥物最多的藥物靶點（34%的臨床藥物作用于這類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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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濤在Bryan Roth實驗室里工作     受訪者供圖

當車濤在實驗室里扎下根，與其他組員混熟后才得知，大家都曾對老板為什么要招一個做細菌抗性研究的博士而感到疑惑。原來，當年如果沒有Paul Carey寫給Bryan Roth的那封強烈推薦他的信，車濤也無緣在這樣一個非常好的大實驗室歷練，也就不會涉足后面阿片受體研究。

隨著閱歷加深，車濤意識到，做科研要走得更遠，實力是硬件，人脈是軟件。“有時候沒人引薦，‘酒香也怕巷子深’，做科研千萬別閉門造車，一定要多結實人脈，說不定哪天就能幫到你。”

“我發現很多人不在乎那種非主力參與的課題，不能拿第一作者都提不起興趣，這不是一個好現象。其實你可以通過參與合作，無形中就建立了人脈。我能找到現在的教職，就是多虧了當年一個課題的合作者推薦，而我海投的那些都杳無音信了。”車濤表示。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車濤因為做科研結識了好些志同道合的“鐵哥們”，里面有他的導師、合作者、師兄，甚至學生。他們在科學探索的道路上相互成就、攜手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