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樞：十年控煙，北京不斷探索、持續博弈

　　2025年5月31日是第38個世界無煙日，今年國家衛生健康委將其主題定為“拒絕煙草誘惑對第一支煙說不”。

　　與此同時，《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也迎來了實施十周年。作為全國首部全面室內禁煙的地方法規，《條例》曾被譽為“史上最嚴”，為全國控煙立法提供了“北京樣本”。

　　十年過去，北京控煙成效如何？近日，《醫學科學報》專訪了《條例》起草過程的重要參與者、北京市控制吸煙協會原會長張建樞。從立法初衷到執法落地、從社會反響到未來展望，張建樞以一名親歷者的視角，深度還原了北京控煙“攻堅戰”的進展與挑戰。

　　喜憂參半的狀態

　　《醫學科學報》：你如何評價過去十年北京控煙工作？整體成效是否符合當初制定《條例》的預期？

　　張建樞：總體來看，北京控煙工作是進步與退步交織、喜憂參半的狀態。有些做得好的地方值得肯定，也有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條例》實施初期，北京控煙形勢非常不錯。控煙執法由衛生監督管理執行機構負責，專業性強、力度較大，控煙工作推進得非常有力。當時，北京的控煙工作在全國范圍內起到了引領示范作用，很多城市都來學習我們的經驗。同時，北京控煙工作在國際上也得到了高度認可，比如世界衛生組織曾于2015年和2020年兩次將“世界無煙日獎”授予北京，其中2020年專門授予北京市控制吸煙協會，充分肯定了我們志愿者組織在控煙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后來，北京市控煙執法職責經歷了一次調整，主要由街鄉的綜合執法隊承擔。因街鄉層面的執法任務繁重，并且他們對這類與醫療健康密切相關的法規不夠熟悉，因此，這次調整為后續控煙效果不理想埋下了伏筆。

　　不過，從今年4月1日開始，北京又對控煙執法權進行了新一輪調整，將控煙執法職責重新交由區縣衛生監督部門執行，這可能對控煙工作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醫學科學報》：最近，上海市推進室外“游煙”治理。你如何評價這一做法？北京是否也應該對“游煙”采取限制措施？

　　張建樞：我非常支持上海的這一做法。我國香港、新加坡等地區在控煙方面的嚴格舉措也非常值得借鑒。它們通過明確的法律規定和高額罰款，將吸煙行為嚴格限制在極小的范圍內。

　　當然，控煙并不是禁煙。我們在限制室外吸煙的同時，也必須科學、規范地設置吸煙區。一方面，要在適當的位置明確劃定吸煙區域，并確保清晰的指引；另一方面，也要警惕不能借此為煙民開“綠燈”。

　　曾經北京某百貨大樓還設置了面積超過70平方米的“文明吸煙區”，并配有吧臺式的豪華設置，這顯然是煙草企業借“文明”之名進行變相廣告和文化推廣。當時，我們通過媒體對其進行曝光，最終該吸煙區被拆除。

　　這一事件也提醒我們，吸煙區不能成為鼓勵吸煙的手段，不能給吸煙者提供“特權”。

　　電子煙不容忽視

　　《醫學科學報》：2022年5月1日，國家煙草專賣局制定的《電子煙管理辦法》正式實施。這三年來該《辦法》的成效？還有哪些方面亟須完善？

　　張建樞：從分類上說，電子煙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加熱不燃燒型煙草，這類產品本質上仍是煙草，所以被納入煙草專賣管理范疇；二是含有尼古丁的傳送系統電子煙，目前市面上的主流電子煙多屬此類；三是不含尼古丁的電子煙，這類通常添加香料、氣霧劑等，但我國已明確禁止其生產和銷售。

　　目前，市場上允許保留煙草本味的電子煙。因為各種調味電子煙對青少年的誘惑非常大，許多年輕人正是被這些香味吸引，逐步形成了吸煙習慣。

　　盡管我國已明令禁止網絡銷售煙草，但電子煙在網絡上的銷售仍存在不少漏洞。許多商家通過更改名稱（如將其稱為“器物棒”等）規避監管；一些青少年通過社交平臺被引導加入銷售群組，進行私下交易。這種“打擦邊球”的做法使監管面臨挑戰，需要多部門協同配合，盡快堵住監管漏洞。

　　《醫學科學報》：1996年，我國第一家戒煙門診在北京朝陽醫院設立。但在實際調研中發現，戒煙門診運行狀況并不理想，甚至勉強維持。對此，你認為應如何有效將戒煙門診與整體控煙行動結合起來？

　　張建樞：戒煙門診的發展不應完全依賴醫院自負盈虧來維持運營，且完全自費的戒煙治療很難得到廣泛推廣。

　　我國香港的做法非常值得借鑒。它的控煙工作由政府主導推動，煙民每年可以享受一次由政府補貼的戒煙服務，費用納入社保體系。無論是藥物支持，還是社區層面的服務供給，都較為完善。這種制度上的持續性和人性化設計，正是我們當前控煙體系中亟須補齊的短板。

　　此外，我們還應強化醫療人員在臨床工作中的干預職責。早些年，原衛生部曾明確要求病歷中必須記錄患者是否吸煙，并進行干預。有時候，醫生的一句話往往比親友勸說或媒體宣傳更具說服力。因為人在生病時，是最容易接受改變的時刻。這類干預成本低、見效快，關鍵是要將制度落地并切實執行。

　　控煙不是禁煙

　　《醫學科學報》：現實中，很多人都想勸阻公共場所的吸煙行為，但又擔心發生沖突。對此，你有何建議？

　　張建樞：的確，有些吸煙者在公眾場所吸煙被勸阻后情緒容易激動，甚至動手打人。警方介入后，一般都會傾向保護勸阻者，因為吸煙者本身違法在先。

　　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個案例是，在北京，一個吸煙者在公共場所吸煙被勸阻后，毆打了勸阻人，并致勸阻人輕傷。最后吸煙者除了道歉，還賠償了勸阻人一萬元。后來，勸阻人將這一萬元捐贈給北京市控制吸煙協會，這讓我們特別感動。

　　從制度設計上，《條例》遵循的是“重單位、輕個人”的原則。由于吸煙行為具有高度的隨機性和瞬時性，執法人員往往難以抓現行，因此《條例》明確了場所經營管理者的控煙主體責任。如果控煙不力，執法部門將依法處罰單位負責人。這種做法已經被證明比較有效，因為單位“跑不了”，必須對其區域內的控煙狀況負責。

　　此外，我們還制定了“四有一無一勸阻”的標準，要求經營場所必須有專人負責控煙，有明確標識、有制度、有記錄，無煙具，同時有勸阻機制。只要有舉報，單位必須舉證其已盡到了勸阻義務，否則就要承擔相應責任。

　　最后，我強調的是《條例》本質上是一部“倡導法”。它更依賴公眾的自覺和社會的輿論監督，而非完全依靠執法來震懾。因此，我們每個人都應發揮道德制高點的力量，這是保護大多數不吸煙者健康權益的關鍵。

　　《醫學科學報》：控煙的最終目的是無煙嗎？你期待的控煙效果是什么場景？

　　張建樞：從長遠來看，控煙的目標并非“零吸煙率”，而是將吸煙率降至一個足夠低的水平。

　　以我國香港為例，其吸煙率已降至9.1%，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值得學習的榜樣。相比之下，我國內地的吸煙率仍高達24%以上，距離《“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中提出的“將15歲以上人群吸煙率降至20%”的目標，仍有不小的差距。

　　從近年數據看，中國成人吸煙率從2010年的28.1%已下降至2022年的24.1%，12年間僅下降了4個百分點。這遠低于全球中低收入國家吸煙率的平均下降速度。

　　目前，全球大多數國家的煙草銷量持續下降，而我國在這方面仍步履維艱，甚至“拖后腿”。控煙絕不是單靠倡導和宣傳就能完成的，它需要財政支持、法律保障、醫保配套和醫療體系協同推進，時間緊迫，任務艱巨。

　　十年控煙，北京不斷探索、持續博弈。展望未來，控煙這條路，仍要繼續——靠制度、靠監督，也靠每一位不吸煙者堅定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