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懷“國之大者”，勇攀科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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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是“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錢三強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日，也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59周年紀念日。

當天，錢三強誕辰110周年紀念大會暨學術思想研討會在京召開。“中國科學院老院長周光召曾對我講過一句話：‘錢三強是一個從國家高度考慮問題的人。’”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會上說，“今天，我們學習錢先生的學術思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從國家利益、國家全局出發考慮問題。

此次會議由中核集團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主辦。

錢三強 （1985年）。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供圖

心懷“國之大者”

“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

1936年，錢三強從清華大學畢業后，抱著科學救國的思想留學法國，師從諾貝爾獎得主伊雷娜·居里。1947年，在物理學領域的卓然成績讓34歲的錢三強成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最年輕的研究導師之一，他也是第一個獲得該職位的中國人。

在科學研究的高光時刻，錢三強毅然放棄國外的優渥待遇，回到貧窮落后的祖國。“雖然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他說。

新中國成立后，從組建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到主持建成“一堆一器”（第一座重水反應堆和第一臺回旋加速器），再到組織“兩彈”攻關，他為我國原子能事業發展作出巨大的歷史貢獻。

杜祥琬說，錢三強是改變了他人生道路的人。杜祥琬最初想學天文學。上世紀50年代，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的錢三強抽調他和一些學生去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學習，這讓杜祥琬走上了物理學的道路。

后來，在上世紀80年代舉行的一次中國物理學會會議上，杜祥琬跟錢三強提及此事。錢三強馬上追問他：“你后悔嗎？”

“追隨您的事業，我很榮幸。”杜祥琬如是回答。

“核研究領域與國家的戰略發展息息相關，至今我仍能夠感受到這項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它的無窮趣味。”杜祥琬說。

從1950年到1978年，錢三強在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工作了28年，是原子能院的第二任院長。“錢三強先生一直告誡大家，‘要有急國家之所急的緊迫感’。進入新時代，我們必須胸懷“國之大者”，自覺履行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使命擔當。”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辛鋒說。

高瞻遠矚

“早作科學儲備，總比臨渴挖井好”

回國伊始，錢三強就以一個戰略科學家的洞察力認識到原子能科學技術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性。同時，他認為“只有進行基礎研究才能根深葉茂”。

1950年，錢三強主持成立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擔任所長期間，他與副所長王淦昌、彭桓武等一起，提出發展我國核科學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明確了以原子核物理研究為中心，同時進行放射化學、宇宙線、理論物理等領域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既有相當學術水平又有很高實用價值的科研成果，培養了我國第一代核科學技術人才。

1959年6月，中蘇關系破裂，蘇聯專家全部撤走。此時，眾多物理學家所做的工作在我國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彈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早作科學儲備，總比臨渴挖井好。”錢三強曾這么說。

氫彈研制更能體現錢三強的科學預見性和戰略思維。1960年，在原子彈攻關最緊張的時候，他先行一步組織創建輕核反應理論組和實驗組，讓黃祖洽、于敏等一批理論物理學家研究熱核反應機理，為氫彈研制做了理論準備。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從原子彈到氫彈，我國僅用了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速度之快創造了世界奇跡。

“錢三強先生不僅是一位科學大家，更是一位當之無愧的戰略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孫昌璞說。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表示，錢三強先生對高能物理基礎研究的支持極具遠見卓識。上世紀50年代，除了研究原子彈，錢三強在當時十分有限的科學條件下，沒有忘記基礎研究，在云南布局了宇宙線方面的基礎科學研究；上世紀70年代，他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時又支持建設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為中國高能物理發展和人才隊伍建設奠定了基礎。

錢三強在北京中關村家里的書房（1991年）。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供圖

自力更生 協同奮斗

“國家的重大科研和工程項目，都要有自己的研究基礎”

錢三強曾說：“國家的重大科研和工程項目，都要有自己的研究基礎，靠別人終究是靠不住的。”

為了讓原子能科學在中國生根，在組建近代物理研究所之初極其艱難的情況下，他提倡全所上下學習“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延安精神，“吃面包從種小麥開始”，自力更生建立起一批儀器設備，使我國的核物理領域各項研究工作得以開展。

在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彈期間，錢三強負責組織重大任務，他堅持各項工作是一個有機整體，在黨中央的支持下，調集全國力量，將合適的人推薦到合適的重要崗位上。在他的帶領下，老一輩核工業人以驚人的毅力和必勝的決心，戰勝了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實現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中國科學院院士張煥喬記得在“兩彈”攻關期間，1962年夏天的一個深夜，他從工作區回到生活區的路上碰到錢三強，錢三強問起他的工作進展。他答道：“我們剛測出鈾235裂變截面比國外僅有的一個數據大5%左右，似乎我們的結果可信。”

錢三強回答：“做科學研究，一定要反復推敲，提供可靠的數據。重要的數據不要輕易相信國外的，要自己做工作，相信自己。”

中國工程院院士錢紹鈞1966年被調到國防科委核試驗基地研究所從事核試驗診斷技術研究，當時一批學物理學的大學畢業生被分到該所。錢三強問初來乍到的青年科學人員：“你們到了核工業體系里面，沒有那么多老同志帶領，應該怎么辦？”

“一定要抱團奮斗，一定要協同。”他這樣對青年人說。

“當時我還不太理解協同的意義，后來參加了核試驗就明白了。我們要發揮舉國體制優勢，凝聚力量。”錢紹鈞說，“今天，我們還應該有這樣的戰略意識，繼承錢先生的精神，無私奉獻、創新求實、大力協同、敢為人先。”

求賢若渴 知人善任

“舍得把最好、最頂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關鍵的地方去”

錢三強一生為培養核工業隊伍付出了大量心血。

1950年，近代物理研究所創辦初期，錢三強曾說服自己的老師吳有訓先生擔任所長，又請來彭桓武、王淦昌作為左膀右臂。他還在國內外延攬人才，兩三年間，朱洪元、楊澄中、楊承宗等一大批知名科學家紛紛加入。到1956年，近代物理研究所從最初的十幾個人發展到600多人，一大批青年骨干后來成為新中國核工業及核科技事業的領軍人物。

在研制原子彈的關鍵時期，錢三強調兵遣將，知人善任，先后推薦朱光亞、王淦昌、彭桓武、鄧稼先、程開甲、于敏等一批科學家擔任重要崗位。

在用好人才方面，錢三強曾說：“要顧全大局，打破本位主義思想……舍得把最好、最頂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關鍵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還是我的。”

“錢先生領導全國核科學事業時提倡‘全國一盤棋’，排兵布陣，挑選人員、組織團隊，始終以國家利益為重，沒有顧忌所謂的單位利益、個人利益，這在今天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王貽芳說。

中國科學院院士詹文龍說，錢三強曾是少年時代的偶像。高考時，他久仰中國物理學界“三錢”——錢三強、錢學森、錢偉長的大名，最終選擇了試驗核物理專業。

“錢先生對人才十分看重。”詹文龍說，上世紀80年代，錢三強時常參加中國科學院青年人才座談會，并以“兩彈”研發過程為例，激勵年輕人樹立自信。

后來，詹文龍在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期間，支持在全國布置、協調、建設一批大科學裝置，以帶動相關領域的發展與人才隊伍建設。“這些都得益于錢先生精神的引導，在紀念錢先生誕辰110周年之際，應該繼續弘揚‘兩彈一星’精神，勇攀科學高峰。”他說。

中國工程院院士周永茂記得1955年從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制造專業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時，心里有些忐忑。錢三強在了解情況后，對他和新來的工程學領域的同事們說：“工程專業的同學分配到近代物理研究所搞原子能，思想包袱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原子能不光是理論科學問題，還有大量的工程技術問題需要解決。”

“他舉例說，慣用電動機每分鐘轉速是1500~3000轉，但核工程中鈾原子的分離轉數則要增加幾個數量級。”周永茂回憶，“他的話十分親切，讓我們覺得工程學是核物理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工作中充滿了動力。”

腳踏實地 嚴謹謙遜

“做什么，就好好地去做”

錢三強是一位享有盛名的科學家，也是一位勤勤懇懇的實干家。他一生秉持“做什么，就好好地去做”。

留法期間，錢三強與夫人何澤慧合作發現并證實了三分裂、四分裂現象，對鈾核三分裂原理也作出了解釋，引起當時世界核物理學界的高度重視。錢三強提到這個發現時說：“在暗淡的視野里，搜索那些令人捉摸不定的徑跡，沒有足夠的恒心和耐心、沒有敏銳而細致的觀察力，是不行的。”

巴黎留學期間，錢三強和何澤慧在英國劍橋（1946年攝）。

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供圖

錢三強淡泊名利，從不計較功名利祿。“兩彈”研制成功之后，有國外雜志稱他為“中國的原子彈之父”。他卻說：“中國原子彈研制成功決不是哪幾個人的功勞，更不是我錢三強一個人的功勞，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在孫昌璞看來，錢三強是一位極具科學精神的大科學家。1960年到1961年，我國科學技術領域曾出現一場“超聲波化”運動，有人建議用超聲波產生核輻射。錢三強認為超聲波能量太低，不可能產生核輻射，就堅決反對走這個所謂“中國式”道路。他還讓相關研究者開展試驗，最后否定了這件事。

“他嚴謹的工作態度、堅定的科學信仰和大無畏的科學精神，都值得我們學習。”孫昌璞說。

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物理學院院長高原寧表示，錢三強的子女錢民協、錢思進都是北京大學教授，都十分謙遜。“這讓我感受到錢先生在家教方面嚴謹、謙虛的作風，這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