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總是處于不斷發展和變化之中。它有時是新興科技的暴力催生者，有時則因科技的進步而轉變著自身的存在形式。在生物技術與生物工程日新月異的21世紀，基于軍事生物科技而成型的生物化戰爭已經悄然臨近。
戰場制權聚焦生物和生態領域
戰爭制權是近代以來軍事活動的關鍵問題。爭奪制權，就是要從戰略指導層面上，保障己方作戰要素在選定空間內充分實現其功能，同時阻止敵方要素功能的發揮，以期讓戰爭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己方手中。20世紀以來，制海權、制空權、制電磁權、制信息權、制太空權相繼涌現，中國學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第三軍醫大學教授郭繼衛認為，軍事生物科技正朝超微（Ultramicro）、非致死（Nonlethal）、可逆（Reversible）的方向發展，未來戰爭因此呈現“慈化”的發展趨勢。他提出了制生權概念，即在軍事行動和武力威懾中追求兩“生”共“制”：一是在生命微觀作戰空間中謀求對軍事生物科技優勢的控制，二是在人類未來發展中謀求對生物武器大規模殺傷性的控制。
解放軍理工大學教授歐陽金芳長期致力于軍事生態的研究，他指出：生態環境對現代戰爭的影響并不能因科技的發展而被取代，熟悉掌握并有效利用生態環境，仍是軍事指揮員所必備的一項重要素質。
未來學家沈偉光則在《生態戰》一書中提出了生態戰的概念，其廣義上指人類掠奪生態資源、搶占生態空間的戰爭，狹義上指戰爭中基于對生態實施保護或破壞的作戰，戰爭目標是爭奪制生態權，作戰對象是生物的自然環境、生理特征和生活習性。對生態實施保護控制，盡量減少生態破壞性的是“生態性戰爭”；對生態資源實施破壞掠奪，不顧及甚至無節制地增大對生態的破壞的則是“反生態戰爭”。